所以才有人死了不埋,要停灵几日再入土为安的习俗。
放那儿再看看。
而潼关卫面临的情况,则比平时更复杂一点。
上万军民挤在关城里为保护粮食,跟鼠群殊死搏斗,瘟疫过了潜伏期大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把指挥链击碎。
把脉的医师都死个球了。
人走着走着倒在地上,就等于没了。
康尧民依然在发烧,甚至因为溃破伤口接触泥土和污水,比之前烧得更厉害了。
但他还活着,脖子、腋窝和股间的肿块也比早前小了点,不过他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伤口溃破,污血流出来的缘故。
来不及因为家丁死去而悲伤,更没有办法为潼关遍地尸首难过,康尧民跌跌撞撞回了官署。
而直至此时,潼关守军仍在战斗。
掌印指挥死后,潼关卫没了官方意义上的指挥官,只剩下一堆没实授的世袭指挥使。
这里面以指挥使张尔猷最为刚强、广有人望,其人擅骑射搏战,在马背上是万人敌的猛将,却不幸也害病发起了高烧,难以理事。
倒是另一名年过六旬的指挥使盛以达,在瘟疫袭来之后,抓住了第一次爆发与第二次爆发中间的空窗期,命卫所军户发给汤药、禁止聚集、洗晒被褥、开窗通风、熏艾沐浴,同时也祭祀辟邪,在家家户户和官署门口贴符避瘟。
主打一个有用没用,全都用上再说!
俗话说人老成精,盛以达六十多岁,啥没见过?瘟疫来了别的不说,先把这些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再说细细分析的事儿。
潼关盛家,在有明一代的世袭指挥使里,非常特殊。
他们家特殊在于卫所世职出身,却以文耀宗,凭科举显贵。
两代人,出了一个都督同知、一个副总兵、一个京营参将、一个指挥使,同时还有父子两进士,先后做侍郎和尚书。
指挥使盛以达的父亲盛讷,在家里排行第三,长兄承袭指挥使,后来升任南京前都督府同知;二哥考了武举,在京营做参将;他则考了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赠礼部尚书。
眼下指挥使盛以达是盛讷的长子,他几年前过世的二弟盛以弘则同样考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所以盛家眼下文化人很多,后辈不仅有擅长弓马骑射的武学生,也有很好几个秀才。
盛以达很清楚,他的这些部署对这次的瘟疫,没用。
因为除了祭祀贴符这种谋求心理安慰的伎俩,其他对策,都是过去针对四时疫的。
所谓四时疫,其实就是变化季节时的流感。
古人并非对传染病缺乏认识,恰恰相反,因为医药手段、对病毒的认识都没有后世那么发达,所以对传染病的印象才更加深刻。
只不过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套口径,不叫传染病,就叫疫。
疫,本身的意思就是民皆疾。
它由病字旁和殳组成,殳是先秦时期军阵兵器,当时青铜还很贵重,普通国人大多使用木棍作战,只有战车上的贵族使用青铜器,这种在木棍上带有青铜箍和三棱矛头的兵器,是当之无愧的杀人利器。
以至于几乎所有带‘殳’偏旁的字,都与伤害、攻击、杀戮和死亡有关。
如投、殴、杀、没、毁、殁。
简单来说,疫,指这病,杀人很利索。
可病跟病是不一样的,四时疫口干咳嗽,咽喉疼痛,而这次的瘟疫是头痛发热,颈肿发颐,一把把吃银翘散也没用啊!
但是,盛以达的举措,并不是为了干掉瘟疫,而是意在提振军户信心,重整被瘟疫击溃的组织能力。
军户惊恐震怖,人心不齐,根本不可能挡住这种一人患病染及一室,一室患病染及一乡的瘟疫。
在这一点上,盛以达的举措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