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们仅能从与我们都认识的社工那里了解到克里斯汀的大概情况。这位社工每年都试图让我们聚在一起,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彼此从伤痛中复原。但是,克里斯汀回复的消息总是说,她已经完全康复,感谢大家的关心,最好不和我们见面。
“那么特雷西呢?”
“特雷西会来。但是你必须明白,光靠特雷西一个人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她性格沉稳,人又聪明,而且能言善辩。她现在甚至可以算是个小企业家了,有她还不够吗?”
他低声笑道:“我觉得特雷西算是一个有贡献的社会成员,但她不完全是一个地方蔬果商,更像是当地的激进女权主义活动分子。加之她出版的那本杂志关注女性受暴力虐待,别人只会觉得她的言辞是别有用心。”
“是的。”他继续说道,“她的确能言善辩。她读了多年的研究生课程,应该如此。但尽管具备了这些条件,她却采取了主动进攻方式,无法完全激发假释裁决委员会的同情心,而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同情。更别提她现在还剃了个大光头,在身上文了四十一个文身。”
“你怎么——”
“我问的。但我没去仔细数。”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卡——”
“是萨拉。”
“萨拉,你最后一次走出这间公寓是什么时候?”
“你什么意思?”
我转过身,环顾这间白色的战前老宅,仿佛它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内疚。这是一个由我自己创造的小天堂,“屋子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想要出去呢?”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最后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我指的是去外面的任何地方,去楼下的街区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
“我会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也会锻炼。是的,在屋里锻炼。”我向四处看了看。尽管外面春光明媚,但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还上了锁。
“西蒙斯医生知道你的情况吗?”
“她知道,她说过她不会‘逼我跨越我的极限’,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别担心,西蒙斯医生会搞定一切。她有我的好几个电话。我现在患有强迫症、广场恐惧症、被触恐惧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我还会每周见她三次。是的,我就是在这间公寓和她见面。别那样看着我。你知道的,我是一个正直的公民,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可爱的家。我很好。事情本来可能会更糟的。”
吉姆用怜悯的眼神盯了我一分钟。我转过头去,第一次感到有些惭愧。最后,他终于又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起来。
“萨拉,”他说,“的确有另一封信。”
“那请寄给我。”我回应道。我激烈的语气让我们两人都感到惊讶。
“西蒙斯医生认为不太妥当。她原本不想让我告诉你的。”
“那是给我的,是写给我的信,不是吗?所以你必须把它寄给我。法律或相关条文不是这么规定的吗?”我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同时咬着拇指指甲。
“信的内容根本毫无意义,”他开始说道,“更像是些不着边际的胡话,大多数是在谈论他的妻子。”
“我相信那些话是没什么用。所有的信都是这样。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出错说漏嘴的,到时便能露出线索。他会告诉我尸体的藏匿地点。虽然他不会说太多,但总会露出破绽,让我得知从哪里去找。”
“你会怎么做,怎么去找?你连这间公寓的大门都不踏出一步。你甚至都不去那家伙的假释听证会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