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波洛全天都在外面,他晚上回来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发出心满意足的感叹声。
“黑斯廷斯,我给你讲一小段历史怎么样?一个让你称心如意的故事,会使你想起最喜欢的电影。”
“讲吧,”我笑了,“我权当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你臆想的结果。”
“绝对是真的。苏格兰场的贾普督察能证明这件事的准确性,因为我是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才得知的。听着,黑斯廷斯。半年多一点之前,美国政府部门几份重要的海军规划图失窃了。上面标有一些港口防御的重要位置,对任何外国政府——比如日本——来说都值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额。警方盯上一个叫路易·瓦尔达诺的年轻男子,他是意大利人,在那个部门担任副手,并且在文件失窃的同时下落不明。不管路易·瓦尔达诺是不是贼,两天后他在纽约东部的贫民区被枪杀了。文件没在他身上。此前一段时间,路易·瓦尔达诺与一位音乐会上的年轻歌唱家埃尔莎·哈特小姐有联系。她是最近才出现的,和哥哥住在华盛顿的一套公寓里。人们对于埃尔莎·哈特小姐的来历一无所知,而她在瓦尔达诺死后就突然消失了。有人认为她实际上是一名老练的国际间谍,用多个化名干过不少邪恶的勾当。美国特勤局在尽全力追捕她,也在密切监视着几个住在华盛顿的无关紧要的日本男人。他们相当确定,埃尔莎·哈特彻底销声匿迹之后会去找那几个男的。他们中的一人两周前突然离开美国到英国来了。因此从表面上看,埃尔莎·哈特似乎是在英国。”波洛停顿了一下,接着又不紧不慢地补充道,“官方对埃尔莎·哈特的描述是: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蓝眼睛,红色头发,白皮肤,鼻梁笔直,没有其他特殊辨识特征。”
“罗宾逊夫人!”我大口喘着气说。
“嗯,总之有这可能,”波洛补充道,“据我所知,还有个黑皮肤男人,是个外国人,今天早上在打探四号的住户。因此,我的朋友,估计你今晚没法睡个好觉了,整晚和我一起监视下面那间公寓吧——毫无疑问,得带上你那把引以为傲的手枪!”
“当然,”我满腔热情地大声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午夜时分一片漆黑,我想再合适不过了。在那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
就在十二点整时,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运煤的升降机,下到三楼。木门被波洛做过手脚,往里推一下就开了。我们钻进公寓,从洗涤室走进厨房,安安稳稳地坐在两把椅子上,半开着通往客厅的门。
“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洛闭上眼睛,心满意足地说。
我只觉得等待仿佛漫无止境。我担心自己会睡着。正当我感觉好像等了八个小时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只过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听到了轻微的摩擦声。波洛用手碰了碰我。我站起身,然后两人一起朝客厅方向小心翼翼地挪动。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波洛把嘴凑到我耳边。
“在前门外面。他们正在撬锁。听我下口令,从后面动手并迅速按住他,在那之前别行动。小心点,他可能拿着刀。”
不一会儿听到锁被撬开的声音,一小圈光从门那边透过来。马上又熄灭了,接着门慢慢打开。波洛和我紧紧靠着墙。我听见一个人的呼吸声就从我们旁边掠过。然后这个人打开手电筒,他刚一打开,波洛就在我耳边嘶嘶地说:
“动手。”
我们一起跳过去,波洛迅速用一条轻质羊毛围巾罩住这名入侵者的头,同时我按住他的胳膊。整件事做得干净利落、悄无声息。我从他手里抢过一把匕首,波洛把围巾从他眼睛上往下拽,紧紧勒在嘴上,他看见我猛地拔出手枪,才明白反抗是徒劳的。当他不再挣扎后,波洛把嘴凑到他耳边开始疾速耳语。过了一会儿这个人点点头。波洛做了个手势示意保持安静,带头走出公寓,下了楼。抓到的俘虏走在中间,我拿着手枪断后。当我们走到街上时,波洛转身朝我说。
“有辆出租车正好在街角等着。把手枪给我。我们现在用不到它。”
“但是万一这家伙要逃跑呢?”
波洛一笑。
“他不会的。”
我不一会儿坐着那辆等候的出租车回来。围巾已经从这个陌生人脸上解下来了,我大吃一惊。
“他不是日本人。”我急忙小声对波洛说。
“观察一向是你的强项,黑斯廷斯!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这个人不是日本人。他是意大利人。”
我们坐上出租车,波洛给了司机一个在圣约翰伍德的地址。直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我不想当着俘虏的面问波洛打算去哪儿,想尽力知道些行动的线索也是徒劳无功。
车停在离马路有点远的一座小房子门前。一个归来的徒步旅行者喝得微醺,在人行道上左摇右晃,差一点就撞上波洛。波洛斥责了他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们三个人走上房前的台阶。波洛按响门铃,用手势示意我们往旁边一点站。没人回应,他又按了按铃,接着又反复猛按了几分钟。
忽然楣窗里亮起灯来,有人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你到底要干什么?”一个男人粗鲁地问道。
“我要找医生。我妻子生病了。”
“这里没有医生。”
这人正准备关上门,波洛却敏捷地伸出脚挡住门。他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怒火中烧的法国人。
“你说什么,没有医生?我要告你。你必须来!我整个晚上都会在这里按铃敲门。”
“尊敬的先生——”门又打开了,那个人穿着睡袍和拖鞋,不安地往四周瞟了瞟,走上前让波洛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