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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 普信男晚年的三道大题（第1页）

著名的综艺节目《奇葩说》里有一个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她发明并带火了一个名词，叫做“普信男”，大体意思就是“在当今的相亲市场上，女人经常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男人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还那么自信”。

这个现象确实很常见，背后的逻辑倒也不难理解。

男人在学校、刚步入社会乃至组建家庭之前等这些阶段，对于社会的理解总是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的存在，他们容易高估自己、低估社会，因此主观的认为“凭借自己的抱负和才华，将来一定会拥有这个世界”，这是“普信男”所谓自信的缘由。

因此在相亲市场上，“普信男”把这种盲目的自信看作是自己可期的“估值”，并以此为筹码寻求配对。

而作为天性厌恶风险、并将婚姻视作是人生最大投资的女性来说，“普信男”自信背后花里胡哨的估值根本就不值一提，她们更愿意甚至是只愿意看眼前已有的、实打实的业绩，如男方的工作、收入和家庭等。

事实上，不排除少部分有潜力且运气好的普信男确实能在数年后做到一飞冲天，随着一声“敲钟”将估值变为更加实在的股价

但是，绝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成家之后经受现实家庭生活的映射，会越来越清晰的看到曾经的远大理想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甚至是滑而大稽。

这种“自信”的破灭往往就在数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仿佛梦还没醒就瞬间充满焦虑。

面对这样前后反差极大的境遇，“普信男”应对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有些是直接躺平，有些则仍保留最后一丝倔强：“我顶多埋怨自己运气不好，但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才华”。

而更多的则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努力挣扎，力求只要心安，到哪算哪就好。

从这个角度来讲，赵光义的皇帝生涯，也有点像一个“普信男”的成长过程。

从他976年害兄篡位到997年去世，算头算尾共在位22年，这期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从继位到979年高梁河之战，这个阶段赵光义感觉最爽但时间也最短，此时的他对自己充满自信，自我估值无与伦比；

第二阶段是从高梁河之战到986年的雍熙北伐，他虽遭受重大挫折但仍感觉有希望“上市”，理想尚在、灯火仍亮；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从雍熙北伐到赵光义过世，这个阶段赵光义不但自信破灭、理想破灭，更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糟，导致他不断的调低自己的预期而一退再退，整个人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失望、怀疑、悔恨以及自我欺骗和安慰。

在赵光义的最后一个阶段里，除了肉眼可见的给子孙留下了辽国和党项两个大麻烦之外，他的主要精力则全部集中在了下列3件事上：

王小波、李顺起义，选拔大臣和挑选储君。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这三件事来把赵光义的晚期情况串起来介绍，先来看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发生在太宗晚期四川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993年，至995年被平定。

起义军一度占据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大部地区，并建立了所谓的“大蜀”政权。

在局势最为艰辛的时刻，赵光义一度想要放弃蜀地，由此可见这场起义对宋朝政权的震动和冲击。

关于这场起义的爆发缘由，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四川百姓生活的太艰难了。

首先是宋朝以前。唐末黄巢起义之时，叛乱没有波及到四川地区，到了五代，四川又先后被前蜀、后蜀两个政权把持。

与中原连绵不断的炮火相比，四川整体上都处于较为安定的状态。

按理说这种形势是一个有助于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但是过于稳定、缺乏革命的社会现状发过来也会加剧底层百姓的生活艰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涉及到了封建社会一个无解的难题—土地兼并。

由于不注重社会公平与和谐，在封建时期地主豪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围绕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依托，其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和对立，时间越长，土地兼并就越严重，就会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四川尽管在唐末五代远离战火，但同时也使得地主豪强避开了革命冲击和阶级洗牌，因此相较于中原等其他地区，四川的阶级矛盾对立现象尤为突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封建时代向地主租地为生的农户被称为“佃户”，其生活就已经很是艰辛了。

然而在唐末至宋朝时期的四川，竟出现了比佃户更加悲惨不堪的“旁户”。

旁户可看作是佃户的终极威力加强版，他们作为一种投靠户，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旁户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还要承担官府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

旁户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在当时的四川数量竟然占到了总数的70以上，有的边远地区达到80到90。

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尽管远离战火，在战乱年代仍号称天府之国，但这种富裕和安逸注定只是少部分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的独享，其内部充满了动荡和不安的潜在因素。

那么宋朝以后呢？

不好意思，局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重。

赵匡胤在平定后蜀后，由于担心这里天高皇帝远、自成一派，所以在权利洗牌的时候采取了一个之前绝无仅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