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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件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意接受总局的处罚。

总局随后以《活着》违规参加国际电影节为由，禁止其在内地电影市场上流通和上映，并要求相关人员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这就是最终的处罚结果，张亿谋过关了。

实际上，这件事和田状状事件并不相同，在去年的东京电影节上，那部片子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赛，导致华国代表团集体退出抗议，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

这才是田状状被严厉处罚的主因。

《活着》参加戛纳电影节用的还是华国电影的名义，张亿谋的认错态度良好，大家都有台阶下，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容易解决多了。

如果张亿谋执意要到法国参加电影节，就是摆明了和总局作对，没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他今后的遭遇恐怕不会太好。

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往往懂得妥协，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结果让不少看热闹的人觉得很失望，雷声大雨点小，对张亿谋这种大导演来说，相当于没有任何处罚。

国外的投资商根本不看重华国国内的电影市场，禁片这个噱头更能吸引国际片商的注意，也能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们的同情分。

西方社会对于在华国遭到禁映的片子会格外的感兴趣。

他们觉得宣扬这类片子会体现西方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西方影人愿意帮助这些导演伸张正义，给予这类电影奖项，这就是同情分。

前提是你的电影要拍的有意思，不能太烂。

总局的处罚下来后，《活着》成了禁片，新闻媒体就不方便报导了。

不过，他们发现在戛纳电影节的提名名单上，还有一部华国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而是在“一种关注”单元。

这个单元主要关注国际新影人的作品，以影片独特的审美和新颖奇异的小众风格闻名。

电影风格越是另类，越是与众不同，越容易获奖，目的是鼓励年轻电影人的创新。

这个单元没办法和主竞赛单元相比，只是电影节的一个小补充。

这部华国的电影叫做《京城的风很大》，是一部纪录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不出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部讲述什么的电影。

记者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打听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

他们发现这只是一部京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作品，出品方是京城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人是郑洞添，导演就是几位导演系的学生。

拍摄的内容是在京城的街头采访，整部电影的制作费用不到3万元。

正是这么一部制作粗糙的纪录片，寄往戛纳电影节后，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京城电影学院甚至不打算派人去戛纳，因为学校没有这个资金预算。

比如葛尤去戛纳参加电影节，一切花费都是制片方承担，不用花自个的钱。

那这部纪录片怎么办呢？

是京城电影学院出钱，还是京城青年制片厂出钱，你总不能让人家戛纳电影节出钱吧。

戛纳电影节从开幕到颁奖总共是两周时间，就算是卡着点最后几天再去，这一来一回的机票，加上在法国的吃住，两三万块是跑不掉了。

这部片子的成本还不到3万块，又没办法在影院放映收回投资。

再说，本来就是一部学生作品，重在参与，没想着会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学校不太看重，虽然戛纳电影节的组委会发来了邀请函，电影学院还是不愿意出路费。

反正在国内也能知道获奖的消息，何必派人过去呢，万一没拿奖不是浪费了。

这时候，两三万算是不小的数目了，电影学院的经费也很紧张，主要还是不够重视。

“学校真抠门，万一得奖了连个领奖的人都没有。”林晓玲不满道，“我们几个学生还想在学校里募捐呢，凑够钱去法国，不过没人愿意捐钱。”

这毕竟是晓玲同学的第一部作品，费了不少心血，抱有很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