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心里共同的一个理想。一个关于相声的理想。
郭先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理想得以实现的一种可能性。
少马爷在天津专场时说的那一番话,在我听来,句句都暖人心窝子。那不是别人,那是马志明!多少相声粉丝、包括我,多年以来无比坚定的认为马志明的相声是现在所有相声演员里的顶峰。我相信,那天跑上台去的少马爷,也是看到了他同我们这些人一样的这个相声理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前些天听一个朋友说,去年台湾演员金士杰(相声迷和电影迷对这个名字应该都不会陌生吧)来过一次天桥乐,听完郭先生的表演之后,金士杰也是带着惊喜和感慨离开的。
我猜想,他的感慨,也无非是看到了这个相声理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这两天我在想,真正振奋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是戗着茬儿活着的
2005年10月5日,北京德云社在北京天桥乐茶园举办了“纪念相声开山祖师‘穷不怕’朱绍文诞辰一百七十六周年专场演出”,在这场演出里,借着纪念相声开山祖师的机会,郭德纲与张文顺先生在台上说了一段名为《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的新编段子。这段名为相声,实际上却更像郭德纲相声观点的总结。
在那场演出的末尾,嗓子已经非常嘶哑的郭德纲按照惯例唱完了每次演出结尾都要唱起的小曲儿《大实话》,其中唱道:“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
当天,台下有几十位观众落下泪来,连当时在后台的于谦也潸然泪下
就在那天晚上,郭德纲夜不能寐,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名叫“我的话”的帖子。
五天之后,郭德纲本人在这个帖子后发表了该文的第113个回帖——“呵,突然觉得我像相声界的司马南……”一个月后,郭德纲用另外一个说法跟我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是戗着茬儿活着的”。这两句话,与郭德纲和中国相声界的特殊关系以及他自己的相声观点有关。郭德纲说自己是当前中国相声界“最敢讲实话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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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5)
他的那些锋芒毕露的关于相声以及相声界的快人快语,确实是我们之前从未在任何媒体、渠道,或者从任何相声演员的口中听到过的。
比如,他认为相声衰落的根源在于演员自身:“今天有人说相声跟不上节奏了,观众不爱看了。这个不对,这个毛病不能推到观众身上,反过来说,还是因为你。过去晚上回家也没电视,唯一的娱乐是去茶馆听听书看看相声,现如今有电视了有网络了,这些东西是抢你观众的,就看你跟人家抢不抢了。有的说拉倒吧,我干点别的也够吃了。有人说无所谓,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我已经在电视上红了,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我了,我能骗钱了。我们所想的并不是这些。谁能救活相声,只有演员才能救活相声。你是相声演员,你不去拯救相声谁去拯救相声?让卖白菜的去拯救相声?观众们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你没有好东西还哭着喊着:你们都不听相声!你们都不关心传统文化!——你给人家什么了?”
他的相声只相信观众的检验:“我的相声是说给观众听的,第一不是给专家听的,第二不是给学者听的,第三不是给领导听的。我从来不认可说‘这几个是大文学家大理论家’,去,头里买票去!为什么啊?你说完了: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啊?还得我自个儿来,你还占我一张桌子呢你知道么?实话实说,是不是?学者、大师都来了,他说完你这个那个他扭头走了,你按照他说的改吧,改完了掉四十个座儿,这四十个观众钱谁给我补上?这儿,我说了算。我是这儿的王。木匠我不懂,上台说相声?我是王。沾别的,跟您学,您都是我老师。说相声?闪开了!不是我狂,到这会儿客气也没用,客气是虚伪的表现。一见面就‘哎呦,您这个艺术啊……您干吗去?哪天我上您那您给我说说……’一转身:‘这孙子!’我已经厌恶他们这些了。”
他认为传统与创新不可割裂:“相声,比方说是司母戊大方鼎,在地底下埋了好多年,刚给刨出来了——这儿短一角、那磕一瘪儿、带着泥、带着树枝、带着动物血……天津的很多相声就是直接把它摆在那,告诉你:这是国宝!是好东西,可是这样看,虽然是原汁原味了,可是这不叫陈旧叫什么呢?我们北京的一些同行呢,就建议把这个挖出来,冲洗、打磨、把四个腿儿都锯了、外边电镀、抛光、再喷上几个外国字,都弄好了,上边镶块儿水晶、前边弄一喇叭、后边搁两块电池,然后说:我们这是先进的东西,是新相声——这也是扯臊!你毁了它了!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先清洗它,然后把它打磨干净了,少一腿儿?要想怎么能给它补上。这有一窟窿?要想怎么能给它弄好了。等到都弄好了,配一金丝楠的好架子,铺上好平绒,铺好了,上边弄几个射灯一打,摆在国家博物馆里,你才能说:哎,这是好东西。这就是对相声不同的理解。一模一样是错误的,传统相声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天都在改变。过去在马路边上说相声的,就说《大保镖》,每天都不一样,为什么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创新的东西加进去。传统相声并不是陈旧,看你怎么使。可是你如果只截取了1942年3月1号那天说的那段相声怎么说,到现在还怎么说,你就是失败的。”
他对相声界的一些不良习气深恶痛绝:“说相声这行,我太了解了,多大的艺术家我们也见过,多大的‘狗食’我也见过。这一行,叫做‘牛皮无义行’,是说相声的都有这毛病——吹牛。都是好,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提走麦城的。还互相挤兑,都不想让别人好。相声人太聪明了,得研究多少人物的心理啊?让他们琢磨人简直太简单了。再就是不义气。不义气就导致这一行现在的尴尬。一百个说相声的里头要有一个好人,那就了不起了。我太爱相声了,也太恨这行的人了。我看不起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学过。”
他甚至还将他这种感情编进相声段子里:“……去参加追悼会,听见上边念悼词:‘他是一个相声演员,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这赶紧得掏双份儿……这是死了俩人啊……”
因此,他主动与主流相声界保持距离:“我很少跟相声界的人来往,人家吃饭从来没有说打一电话问:德纲呢?没有。出去玩去,叫上郭德纲,没有。包括到电视台录节目,人家问怎么没郭德纲啊?‘啊,他跟我们弄不到一块。’但是,这个我不觉得是可惜——你不找我是你们的损失。你们找我我还未必去,我觉得丢人,所以,我可能是说相声的当中的一个怪人……我是戗着茬儿活着的,不会顺着茬儿走。一般说相声的都不这样,人家关系处得都特别好,怕得罪人。说相声的说话都特谨慎,这句话谁谁会不高兴,或者传到谁耳朵里会不高兴,他们都想得很周到,他们想很多这个。这就是所谓的一团和气——和气到头是害人家!我顾不了这些,我就说我的实话,不对就是不对。”
他也不愿意为了媒体而让自己的相声妥协:“中央三套我在主持的那个节目我最近给辞了。因为在那节目录了一段《怪治病》,里头有一句话是‘轧流氓了!这车轧了流氓了!’,人家告诉我说,‘流氓’俩字不能提。我说:你们那电视剧里——‘我操你姥姥!’这都有!我说,我干不了了。有人劝我:这是中央三!每周日晚上!多好的一个宣传途径!我说,我不用。我指着他活着么?最不济了,我找一茶馆去说书、说相声,我干我自己爱干的事儿。别说你中央三,你联合国的电视台我也不往心里去。没有你我一样活得很好。我不能为了你,把我窝屈了。不能委屈我自己去就合你。这不可以。不可以。”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6)(图)
而且,他对自己的相声观坚定不移:“我是个很随和的人。但是沾相声,我不许别人瞎动。绝对不行。你说吃饭?穿衣服?怎么都行,都无所谓,我可以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包括写电视剧。作编剧那几年,怎么写都行,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你掏钱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明知道不好,但是我会认同你。你活该,你喜欢这个。可是,惟独到相声这儿——不可以。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东西。我在别处都让着你们,但是在这,我不让。寸土都不让。不对就是不对。所以,打开电视看见大腕儿——这个?不会。那个?不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呢?这可能是我的脾气、秉性,也可能是我太爱相声了。不允许别人侮辱我们这东西。我有时候打开电视,看见电视上什么演小品的演员啊、电影演员啊都来说相声,我很生气——我没糟践你们,你们干吗来糟践我们?”
他以此为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是来自于他对自己、以及那些他所鄙视的人和势力的了解:“我不指着任何一个说相声的活着,我不指望某某大师带着我,某某演出找我。好多人不敢得罪人就是怕有事儿不带着他,我不怕。你带我我还未必去,跟你一块儿我嫌丢人。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他们没有能耐,他们不敢。这一点是他们无法复制的。”
他有自己的欣慰和遗憾:“到今天,我能带起后台这支队伍,培养前边这几百位观众,而且这势头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是我最欣慰的。越往后,观众们一个传俩俩传仨……我们这儿来五个人,我能扣住仨——我有这个把握。孩子们越来越好,有认他们的,他们能满足不同的观众,逐渐成熟了。照这个势头发展,我想,相声会有希望。遗憾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太少了,如果这趟街上有十家剧场都有我们这样的演员,相声就活了。我希望相声好,我不怕竞争,如果人真比我好,我认。因为我知道这么句话:灭高人有罪。比你好就是比你好。但相反,不如我的,我也就是不服。我不指着你吃,你能耐不及我就是不及我。”
也有自己的乐观与悲观:“到了我们这儿的后台,嗯,很乐观。推门儿走出去一看——完了,没救儿了……”
而他所有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背后,都是他言语间常常会说出来的那一句:“我会、我懂、我爱相声。”
我叫郭德纲
谁是郭德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