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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第1页)

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美〕苏姗·桑塔格《西蒙娜·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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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

自从有了酋长及各式权威的时候起,人类便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创造了出来,并根据一个被确定的目标不断地加以改造。结果,离自然人愈来愈远。所谓自然人,那是人类的童年,单纯,幼稚,却保持了生物学意义的自由,最起码的自由。中世纪把对自由的剥夺制度化了。你以为巴别塔真的建造不了吗?一个信仰,一个意志,一个中心,众声嘈杂最后演绎为一种话语,这样的社会秩序不是巴别塔是什么呢?历史教科书肯定夸大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功绩,他们虽然给神学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从迷妄中拖曳出来,却并没有解除对个体的精神禁锢。显然,巴别塔比巴士底狱更难摧毁。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性解放的洪流刚刚涌动起来,到了启蒙时代,便为理性的闸门所节制,个人的本能、欲望、各种活跃的情绪,只好在漩涡中悄然沉没。进一步,退两步。从整体主义回到整体主义。那时,几乎只有卢梭一人向自然人的方向逃跑。即便是这样一个反思——不同于笛卡儿式的思——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的背后仍然夹着一条理性主义的小尾巴。及至二十世纪,政党迅速成熟,意识形态急遽膨胀,无论是物质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被高度组织化了。组织是不容玷污的,清洗异类当然要比宗教裁判所更具规模,也更为严厉。谁不知道古拉格和奥斯维辛呢?

这时,人意想成为自己已经变得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一致把服从他者当作共同恪守的准则。譬如公民,你看众多雷同的面目,就知道那是一群复制品,模子就是法律;工人是操纵机器的机器,农民是驱赶牲灵的牲灵;政治家和革命家,其实也都是为权力原则所支配的人物。自古而今,角色定位大抵是由权力者和知识者进行的。知识者也是立法者。他们最喜欢标榜“价值中立”,实际上同权力者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总之,人被不同的角色分解了。表面上看来,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实是根据角色所规定的范围行动,甚至将奴性内化为本能,行动着仅在于适合相应角色的定义而已。

不是人产生规范,而是规范产生人。于是,人类的每个分子变得彼此愈来愈相似,没有个人,只有人群。但是,你知道,人性中所有可珍贵的部分都是属于个人的:爱、同情心、自由意识、理想、信仰、尊严感,等等。在一个社会里,当自我成为必要的丧失时,价值世界便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崇高遭到鄙夷,卑贱变得高贵;同流合污是明智的,特立独行者是愚人;健全的被视为病态,畸形被当作完美。真与假,善与恶的限界消失了,连道德本身也成了可嘲笑的对象。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里,偶尔顾及历史的进步,还得看大人物的怀表。

人性的黑暗令人沮丧。

社会的进步,毕竟得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动的。当你读了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类阴暗的书时,当会觉得纳闷: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人类还有拯救的希望吗?那么,读读薇依!你得相信: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样实在,即使十分微弱,仍然暗示了未来变化的某种可能。读读薇依,读读这位圣洁者,你的眼睛想必会因她的照耀而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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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西蒙娜·薇依还做着小姑娘的时候,尖锐的个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自觉天资平庸,不如哥哥安德鲁,她居然产生过寻死的念头。所以,你不明白:如此自爱的人,后来怎么会发疯般地爱起别人来,甚至让你觉得她只是因为爱别人而爱自己,——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有关的传记好像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但是,你可以推测到其中至少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女性,在薇依那里则是女儿性和母性。她没有妻性。女儿天生柔弱易感,且倾向于独立;母性博大温厚,是无限的给予。教师品性可以看作是母性的转移。妻性不同,代表的是依附性,封闭性,奴隶性;她终身未婚,在意识深处是否潜在着对妻性的逃避?这是可能的。还有一个原因来自她父亲。那是一位医生,医生的周围都是病人。所以不幸者的痛苦、恐惧、隐忍、期待与死亡,会影子一般地纠缠她。

不过,爱之于薇依是有选择的。你注意到没有,她一生有两个偏好,除了嗜烟之外,就是爱穷人、工人、农民、流浪汉、犯人,爱底层的人,没有文化或智力落后的人,弱势者和不幸者。她说过,“爱就是愿意分担不幸的被爱者的痛苦。”她把爱,连同沉重的苦难负担起来,并以此为幸福。这是一种命定的爱。她一生没有离开过他们。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博爱”一词。薇依对弱势者和受压迫者的偏袒与维护,在形式上,明显违背博爱的原则,其实,正是她这种倾心于社会底层的态度,使她成为大革命的最忠实的儿女。她的朋友,教士梯蓬用“抗衡”的概念概括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观念:社会在何处失衡,她就在天平的轻的一端加上砝码,随时准备做战胜者营垒中的潜逃者。这样,她就永远地把自己同那些喜欢把诸如“宽容”、“公正”的大词挂在嘴边的机会主义者分开了。

自巴黎高师毕业以后,薇依被派往勒浦伊女中任教。在这个小城里,她,一位年轻出众的学衔获得者尽可以安娴地享用她的荣誉,何况,校园历来是宜于安顿哲学的。可是,工人的贫困很快地吸引了她的全部的注意力。

为了了解褴褛的一群,她可以同清洁工一起呆上整整一个小时,甚至对清洗技术也发生了兴趣。她尽量设法下矿井,挖土豆,干农活,让劳作深入体内,有时上课还穿着沾满泥巴的士兵鞋。从外表看,她是个忧郁的人,但内心是热烈的。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穷苦人。平时,她的房间是敞开的,为的是方便失业者前来吃饭。由于她分掉了大部分的薪俸,致使整个冬季,房间就像野地一样冰凉,连生炉子的钱也付不起了。

穷人是一个陷阱。你知道,薇依迟早要掉进去的。事实上,她到勒浦伊不久,就被碎石工场的失业者给拖累了。当然,这种霉头是自找的。她完全可以夹着书包,袖着手,优雅地站在道旁,目送他们穿过米什莱广场,然后消失于市政府。她没有这样做。相反,她不但参加进去,而且充当了他们的谈判代表和辩护律师。结果,工人胜利了,而她这名“假劳动者真政治煽动分子”,则遭到当局的监视和传媒的诋毁。由于无视当局的警告,她一度被抓进警察局,但是,合法的暴力并未曾阻止她同罢工工人在一起。最后,市长不得不亲自出面,强行把她调离这座城市。

对此,薇依没有任何沮丧的表示。她说:“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生涯的正常结局。”应当说,她是有准备的。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很难想象,薇依一生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目的是把薪金省下来分给别人;也很难想象,她那般绷紧般地思考,写作,还坚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全身乏力不能动弹为止。如果你没有读到她的笔记和书信,没有读到她的同事亲友的证词,你不会相信。二十五岁那年,她放弃了工作所能给予她的一切舒适,孤身来到一家公司,在雇佣合同上签字当一名非技术工人。从一开始,就眼痛,头痛,疲乏,受戏弄,挨训斥;想想吧,她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坚持下来。即使在这时,她仍然做着关于工厂改革的梦想。然而,劳动毕竟太单调太沉重了,有时,她干着干着不由得哭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确信,真正的反抗是不可能的,甚至对处境的意识也会随之丧失;承受就是一切,任何思考都是痛苦的。生命如此暗淡,她仍然在这里呆足了四个月。次年,她又进入一家冶金工厂,然而情形更糟。车间的肮脏令人恶心,她别无选择,只好拼命赶制零件,从每小时400个做到后来的600个。她很快明白,这家工厂同样是“服苦役的工厂”。呆了一个月,她遭到解职。精神同物质一样,其硬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超常的压力下很难避免断裂。失业之后,薇依因为经历了过分的劳作、饥饿、奴役而有过自杀的念头。她差点被一年的工厂生活压垮了。

关于这段日子,她曾经回忆道:“我每日起身怀着不安,我带着恐惧去工厂,就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在劳动生活中,她最看重的个人尊严感受到损伤,她感到了从来未曾经验过的奴役和屈辱;她发现,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屈辱上。屈辱比苦难深重。但是,过分严酷的压迫并不会引起反抗,只能造成屈从。屈从是可怕的,那是奴隶的行为。

薇依愈来愈关注精神问题,对于工人的不幸也如此。在薇依看来,工人不是一个天然的集体或阶级,而是作为个人集成的存在,因此,精神在这里就不是一个集体意识问题,而永远带有一种肉体感,一种灵魂的震撼与颤栗。由于工会只是号召工人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所以她认为工会是可耻的,不负责任的。为此,她还批评“第一个工农国家”苏联,说:“当我想到布尔什维克的重要首脑宣称要创造自由的工人阶级,而他们之中从来无人涉足工厂大门,以致连决定工人受奴役抑或获得自由的现实条件的起码概念也没有——我便觉得政治酷似一种恶作剧的玩笑。”如果不和劳动者在一起,不亲自参加同样的劳动,就无法获得屈辱感。她认为,不懂得屈辱是无法理解自由的;那些号称代表了劳动者利益,并领导他们走向解放的成打的理论、纲领和文件,只能是一种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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