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前后用了三天破获了两桩大案,又因破案过程及时公开,举国皆知,极其有效地打击了邪恶势力,让公众对代表正义方的警察恢复了信心。一时之间,大象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关注对象,他走到哪里,人群的目光就跟随到哪里,对于昆明怡孟公园拱桥一案,大家议论纷纷,好奇神探大象会在几天内破案。
这种关注度对他来说是种压力,在去昆明的飞机上,我发现大象看我的眼神透露无助的讯息,似在向我这个好朋友求救,但转瞬即逝。
“我昨晚失眠了。”大象在飞机上跟我说,“现在很累,但睡不着。”
这种情况,在他大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当时他是学校侦探社的社长,一次找猫活动,他们无意中发现一桩命案,由于此案完全是由大象主导,破案后,他的名声很快传出学校,传出广州,连北京的权威媒体也对他进行采访。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感觉到大众的目光对他造成的心理压迫。在一次演讲中,有位记者打开闪光灯向他拍了一张照片,他随即晕倒。
医生并没有查出什么,但从那时起,大象开始警惕大众的关注度,特别是闪光灯,这种强光的照射,会让他唤起晕倒在众目睽睽之中的恐慌和生理恶心,在医学上又找不出依据。从医院休养回来,他推掉一切采访,辞去学校侦探社社长的职位,开始做芸芸众生。本来答应过当时协助的刑警李队长,毕业后要当一名刑警的志愿,也一并一刀切断了。李队长为此苦心劝说多次,终无果,伤仲永。
按大象事后的说法,他在巅峰处了断自己的推理路途,并不是不想做,而是不能做——源自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意识到自己有莫名其妙的软肋,那就是大众那些莫名其妙的期待,哪怕他有能力完成,但一旦处于这种情境下,就会束手无策,元气大伤,变成硬邦邦的物体,垂直倒下——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所以,毕业之后,他才会选择在家乡当一名普通的地方日报的幕后编辑,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觉亏欠家乡好朋友阿捷的情谊,一方面则是他想隐藏自己。后来他跟我成为朋友,一遇到需要领奖、演说的事宜,他都全权交给我处理。
只是没想到,越压抑自己的才能,剑光越透亮,鞘终不能掩。2009年湖南的“红衣男孩”案,是诱引大象剑出鞘的契机,他深藏的推理潜能被激发,如蓄势的火山喷涌,下了让我意外的毒誓,“一定要找到凶手,花前半生不足惜”。这些年,我一直在探寻他的追凶执念,最终发现,大象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找到自己的使命,或者说使命找上他。就如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东西深究下去,唯有本能、天意和万物定律可以解答。
人只不过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仍受控于自然规律,受控于天降大任。
就这样,我跟随大象破案,追踪红鬼,从2009年到2012年,整整四年。事后回望,剧情至此已走向尾声,但最后真正抓住红鬼,时间还要再翻一倍,又整整四年。
大象自信自己已经痊愈,在这些年的磨炼中,他已经从“闪光灯”中脱敏。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自我欺骗。三起命案爆发,大象的斗志也被激发到了顶点,随之而来的,是愈加沉重的关注度,愈加亮的闪光灯,愈加大的压力,愈加大的焦躁,愈加难以入睡的夜晚。他醒来,神情恍惚,黑眼圈深重,问我,“有吩咐昆明那边的机场,不要让媒体进来吗?不接受采访,破案期间请那边做好我的保密工作。”
案子于他,慢慢变成是他求胜的关卡,而不是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使命。我知道,他开始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