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农民一年下来平均收入仅三四十块钱,范国峰一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能达到二十元左右,后来娶了人人羡慕的售货员当媳妇,夫妻二人一个人的收入就跟他们一年的收入持平。
张桂芝和范晋良不再盯着老二和老三要钱要粮,而且转移视线专门搜刮老大一家子。隔三差五就来市里索要生活费。
范国峰和蒋书兰每次都是掏钱掏票,再好吃好喝地伺候二老。
按照二老的说法,二弟和小弟在农村出人出力伺候老人,身为大哥的范国峰既然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那便出钱出票好了,很公平。总不能他在市里享福,把父母扔在农村受罪而他什么也不管吧,可没这等好事。
范国峰和蒋书兰商量过后,一致同意每个月给张桂芝和范晋良七块钱生活费加两张工业票。
粮票不能给,他们自己的粮食尚且不够吃,再说农村粮食比城里稍微宽裕点,张桂芝和范晋良想了想同意了。
后来范国峰长工资,他的父母闹过几次要加生活费,被他沉着脸拒绝了,因为他自己家连着生了两个儿子,需要的花销太大,负担不起过多的生养费。
张桂芝和范晋良因为这件事四处宣传大儿子大儿媳妇不孝顺,差点弄臭了两人的名声。
闹了几次,见范国峰态度坚决,二老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们不赶真的惹急了大儿子,免得一分钱都捞不着。
凭借从大儿子那得到的生活费和工业票,二老成功成为村里最富裕的、被其他人嫉妒得眼红的老夫妻。光大儿子一年给的钱就比人家农户辛苦一年挣得多上不少。
老家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对他们更加上心,伺候的也更加精心,特别是小儿媳妇,嘴巴跟抹了蜜一样,天天把他们哄得心花怒放。
有钱在手,大权在握,二老使唤起儿子儿媳妇来越发理直气壮,腰板邦邦硬。
经济欲望被老大一家满足,摆谱和控权的欲望在老二、老三家得以释放,张桂芝和范晋良的小日子过的美滋滋的。
他们整日不上工,只四处溜溜达达,看着村里同龄的老人还在饿着肚子为儿女们拼命干活,一个个憔悴瘦弱、满脸沟壑的模样,得意地嘲讽几句,然后潇洒离开。
后来,老两口掏钱给家里翻盖五间青砖大瓦房,在村里一时风头无两。
当然,钱基本都是范国峰两口子省吃俭用攒下的,被张桂芝和范晋良心安理得地“借”走了,十几年了他们完全不提还钱的事,也没打算还。
在他们心里,花儿子的钱就是应该的,谈什么还钱,生恩养恩大过天。如果范国峰不给他们花钱养老,当初何必生他,直接溺死得了。
儿子养老子,天经地义。
老子花儿子钱,也是天经地义。
要是张桂芝和范晋良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还好,可是他们的心偏到了咯吱窝里。
对范国峰需索无度,对范国茂和范国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一分钱生活费不要,还倒贴钱给两个儿子的孩子们买零食买玩具,范卫东、范卫华和范晴雪从小到大没感受过爷爷奶奶的丁点关爱,更别说收到他们送的玩具和吃的了。
他呢简直是趴在范国峰一家身上吸血的血吸虫。
“奶奶,您别吵了,我们又没说不给您和爷爷养老,至于父亲的抚恤金,这不是还没发下来吗?您再闹几次也是没有。”何诗曼轻声劝慰。
范卫东头疼地揉揉太阳穴,锋利的眉尾随着他的动作移动,平添几分黯然。
在父母的葬礼上,他们已经大闹过一次,弄得场面很糟糕。
说不怨恨他们是不可能的。
这么多年,孝顺的父母对他们几乎是掏心掏肺的好,要钱给钱,缺票掏票。
有次母亲想置办一身新衣服,才凑够布票,在奶奶表示想穿新衣服后二话不说就把布票送给了她,自己则穿着旧衣服缝缝补补着勉强过了一年。
爷爷喜欢抽烟,尤其喜欢辽北烟叶的呛辣味道,父亲有次到那附近运货,忙完公事,又撑着两天两夜每合的眼睛,开了三个小时车替爷爷到处收烟叶。
父亲母亲没有一星半点对不起他们,可是最后换来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了一点抚恤金就要大闹葬礼现场呢。
范卫东只想安静地送父母最后一程,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被爷爷奶奶无情地打破,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
那天天空阴暗低沉,雷声轰鸣,像是暴雨将至。兀然腾起的大风带起了街道两侧的泥土灰尘,吹得人抱头捂脸,根本睁不开眼睛。
范卫东至今记得范卫华当时的表情,一贯明亮的眼睛生起两簇火焰,眉头皱的死死的,气息低沉,仿佛黑云压境,山崩欲摧,俨然下一刻就要暴起伤人。
伸手重重抓住范卫华肌肉卉张的手臂,范卫东隐忍着默默冲他摇了摇头。
范卫华将牙齿咬的“咯咯吱吱”直响,眼神凶狠,像要择人而噬的狼崽子,但当他触及范卫东压抑到极点的目光后,下一秒,大脑慢慢清明起来:他们是自己这具躯壳的爷爷奶奶,不是仇敌。
抬起右手贴在范卫东手上,手指用力收紧,然后骤然松开,他嘴角牵强地扯出一丝苦笑,低头沉默不语。
发现兄弟二人之间沉寂的悲伤氛围,何诗曼不得不推着两人去继续完成葬礼,自己则拖着疲惫的身子周旋在两个自私冷血的老人中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在她精疲力竭之前说服了他们不再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