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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部分(第1页)

,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

“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

刘基(132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的因素,表现出对于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如《卖柑者言》讽刺元末身居庙堂高官“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思想都很尖锐。不过,由于刘基的寓言主要为了借故事论说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刘基的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则流露出豪杰气慨,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如《感怀》: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提出。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写出有生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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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台阁体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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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代前期的戏剧

明代前期,戏剧作家、作品的数量不算少,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所获得的成就却很有限。明初法律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昭代王章》),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在此情况下,戏剧创作中最盛的是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在杂剧系统中最有影响的朱有燉、在南戏系统中最有影响的邱濬,均代表了这一倾向。

明初杂剧作家,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有王子一、刘东生、谷子敬、杨景言、贾仲名等十六人,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皇室贵族朱有燉。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明太祖之孙,袭封周王,谥“宪”,故世称周宪王。作有杂剧三十一种,总称《诚斋乐府》。因地位关系,他的剧作全部完整保存下来。这些剧作中,以游赏庆寿、歌舞升平、神仙道化为题材的约有二十种,是典型的富贵人家的消遣娱乐之作。另有十余种牵涉社会生活,也有意识地灌注了统治者所要求的道德思想。如《香囊怨》写妓女刘盼春钟情于秀才周恭,因鸨母逼其接待富商陆源,自杀明志,尸体火化后,她所佩藏有周恭寄赠情词的香囊完好无损。作品沿袭元杂剧士子、富商、妓女三角关系的老套,但强烈地突出了表彰女子贞节的主旨。又如水浒戏《仗义疏财》写李逵、燕青惩罚欺凌百姓的恶吏,也是模仿元杂剧的题材,但后半部分却以梁山好汉受招安并从征擒方腊的情节,强化正统道德色彩。朱有燉的杂剧结构匀称、语言俊爽、音律谐美,在体制和乐曲上吸收了南戏的成分,因此在当时流传很广。

南戏在明代也习称为“传奇”。明初有些从元代作品改编的传奇,尚能保持原作的特色,但新的创作却很沉寂。成、弘年间,理学大儒、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图大学士的邱濬,成为传奇的重要作者。他有三种剧完整传世,其中《五伦全备忠孝记》最有代表性。剧中写五伦全、五伦备兄弟孝义友悌的故事,其主旨如开场白所宣称的:“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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