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得很漂亮!——林则徐的努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说要在战争中取胜。
同一个时间,在澳门的商馆里,义律也在考虑打仗的事。英国方面如果要首开战端,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道义的问题。
为了鸦片的战争!——为了大英帝国的扩张,应当奉献一切。但是,这个帽子是不敢领受的。为了打破顽固的清国的中华思想!——应当把问题从“鸦片”转移到这方面来。
义律把传教士欧兹拉夫叫来,说:“在虎门上空升起的销毁鸦片的浓烟,已经让鸦片问题告一段落。今后我希望摆脱鸦片问题,而来讨论清国的唯我独尊和傲慢自大。”
“确实应当这样。”欧兹拉夫带着《圣经》上鸦片船也从来不感到有什么矛盾。他眨巴着小眼睛这么回答说。
发端(3)
“可是,裨治文这些家伙很讨厌。”义律把《中国丛报》五月号递到欧兹拉夫的面前,这么说。
传教士裨治文在一篇题为《谈目前鸦片贸易危机》的短论中,谈到希望清国禁烟政策成功,批评印度孟加拉政厅公开承认制造鸦片的合法性,谴责英国商人倾销鸦片是道德上不可宽恕的行为。
“我们作为传教士,也认为清国的闭关自守政策是个大问题。”欧兹拉夫的话中带有谄媚的味道。
“我希望能大提特提这个问题。”义律迫不及待地说道,“如果不把清国的门户开得更大一些,棉花、呢绒的出口就不会增加。”
“如果能打开清国的门户,那将是一件大好事。《圣经》也将会随着棉花包深入到这个广阔的国家内地。”
“在这一点上,贸易与传教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我希望你能在这方面进行大力宣传。”
“我的力量虽然微薄,但我愿意向教会方面强调这个问题。”
“教会方面的人士往往有一种感伤情绪。这样的人一多就麻烦了。”义律就这样首先转换了话题。
从广州全部撤退到澳门的英国人,当然情绪消沉。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存在着一种失败感。
当时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在气质上跟一八三四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的英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大多是国教派的教徒。也许是反映了英国国教具有妥协性的缘故,他们虽然有点粗暴,但都是吊儿郎当的乐天派。他们很像海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抓起带肉的棒子骨就啃,任何事情都嘻嘻哈哈了事,性格极其豪爽。对于鸦片贸易,他们恐怕丝毫也未受到良心的谴责,首先就没有思考这种问题的思想。这种说法也许令人感到奇怪,但当时有一种与鸦片贸易十分相称的气氛。
而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以后,来到中国的鸦片商人几乎全是苏格兰的新教徒。像查顿、马地臣、颠地等人都是新教徒,而且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是带着一种严格戒律和反省精神的宗教思想来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时代的那种快活的气氛早已无影无踪。现在是在宗教的气氛中进行鸦片买卖。既没有用手抓着吃的带肉的棒子骨,也没有爽朗快活的歌声。
新教徒还有一种思想,认为献身于职业是遵从上帝的圣命。鸦片贸易与新教徒的职业圣命观的融合,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本来就这么阴沉的英国人,现在被流放到澳门来了,当然更加阴郁起来。这种阴沉的气氛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义律想消除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一谈起可以大发其财的战争,如果是海盗,一定会齐声欢呼,可是,这些苏格兰的新教徒们却情绪消沉。
“商务监督官!”他们用一种简直像讲述《圣经》的声音喊道。但是,说出的却不是《圣经》,“为什么不偿付我们缴出鸦片的代价呢?”
“这些家伙是些什么人呀!”义律内心里在责骂他们。他跟这些商人总是不对劲。
3
保尔?休兹辞去墨慈商会的工作,当了酒店的老板,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商馆里沉闷的新教徒气氛跟他的性格不协调。
陆地上的英国商人性格阴郁,但海上的水手还保持着船员特有的爽朗快活的气质。所以保尔经常借口“慰问”,到香港海面上的商船去游玩。从营业来说,他也可借此机会去送订购的酒。
“酒在海上喝没有劲,咱们还是坐在地上喝吧。”
“对对,咱们上岸去痛快地喝一顿吧。”
发端(4)
“看不到女人的脸,咱们简直要变成野兽了。”
船上的生活往往是寂寞无聊的。船员们经常一起上岸去散心解闷。
七月七日下午,为了痛快地喝一顿,保尔和几名船员一起坐着小艇,在九龙的尖沙咀登了岸。这一带渔村的副业是种蔬菜和养鸡鸭。
一名水手悄悄地走近一只在路旁啄食的鸡,把它活捉过来。鸡拼命地叫着,扑打着翅膀,捏住它的脖子才老实下来。
“咱们用它来喝一杯。”“一只不够呀。”“先将就着,咱们再捉。”
他们在棕榈树阴下,就地坐成一个圆圈,打开了酒瓶。一席闹闹嚷嚷的酒宴开始了。歌声也飞扬起来。酒是保尔从澳门带来推销的,他们在卖主面前大量地消费着。
“太少了,马上就要喝完啦。”保尔逗乐说,眨巴了一下眼睛。
“咱们已付了钱,这是咱们的酒。保尔老爷,咱们请客,你就喝吧。”
“好,我喝。”保尔并不是不喜欢喝酒的人,他也高高兴兴地陪起席来。
拾来枯树枝,点起火,把鸡烤熟了。到底是人多,抓来的鸡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堆骨头。带来的火腿、奶酪很快也吃光了。最重要的酒也剩下不多了。
“真叫人泄气呀!”
“酒没了,咱们去买当地的酒吧。”“味道不佳,将就将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