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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五四 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第1页）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业已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1919年的五四运动，[1]长期以来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被周期性地顶礼膜拜。固然，五四运动有其爱国主义的面相，但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再造社会以及个人的崛起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便在对五四的研究似乎已汗牛充栋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有重新反思的空间。

在这里，不妨重提五四运动总指挥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在运动发生过后的半年左右，傅斯年撰文指出：“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2]从中可以看到，傅斯年对五四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抗拒强权的爱国运动，而是在世界主义精神感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捍卫公理、捍卫全球价值的普世性运动。

张灏先生一再强调，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又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吊诡关系。[3]五四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爱国运动与社会运动如何历史地互相纠缠、彼此镶嵌？我们不妨回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一、晚清的“世界的国家”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时，遂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近代的国家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另一种是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论。国家工具论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国家观，它认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原子式的个人，这些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国家仅仅是维持公共秩序、捍卫个人基本权利的工具；有机论的国家观则认为国家就像一个有机体，由国民组成，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虽然个人有其内在价值，但国家作为国民有机体之整体，也有其自身的目的。

在晚清，国家工具论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要大得多。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以卢梭、伯伦知理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不同，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视为一种个体与整体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国民与国家为不可分割的一整体。相较于西方的直接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松本三之介在分析日本明治精神时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这种把国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即自己与国家的一体化倾向，以及对于围绕着国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关心，形成了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态度”。[4]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之区别，但二者都将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晚清的国家观念，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以《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有其独立的意志和精神，晚清的国家与国民乃一枚角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5]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残酷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在1901年写道：今日之世界，乃新世界也。新世界有新的法则，曰灭国新法：

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6]

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爱国二字，十年以来，朝野上下，共相习以为口头禅，事无公私，皆曰为国家起见，人无贤不肖皆曰以国家为前提，实则当国家利害与私人利害稍不相容之时，则国更有何有者。”[7]从1895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二、民初的“世界主义的国家”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1914年底，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发表了一篇《爱国心与自觉心》。他首先区别了中西爱国的不同，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像德国、奥地利、日本之国民，盲目爱国，为帝国主义助力，“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陈独秀最后指出：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8]

这篇文章，如章士钊所评价，“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9]但其先是招致舆论哗然，读者来信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遂发生转变。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影响最广的梁启超，在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消息传出之后，也开始自我忏悔，写了一篇《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当局共患难之惨痛教训：

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10]

在五四知识分子崛起之前，梁任公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执舆论之牛耳的意见领袖，连他也“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合辙”，难怪章士钊感叹曰：“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11]1915年以后，那种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而另外一种反思的、改造的爱国主义浮出水面。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爱国主义》，承接梁启超的新民说传统，认为国之强盛，在于民德、民风、民力。欲图存救亡，不在于有多少为国捐躯之烈士，而是改造国民性，造就一大批笃行自好之士。陈独秀将之称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12]爱国主义的重心从国家下移到个人，要救国，首先要有独立的个人。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就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13]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的概念时，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是变成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只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政治性工具。

在从国家有机体论向国家工具论观念转型的过程之中，《甲寅》杂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杂志创办于1914年春天，不少作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等，后来都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主编章士钊留学英伦，深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15年就指出：“中国之大患在不识国家为何物，以为国家神圣，理不可渎。”[14]什么是国家？章士钊依据英美的思想传统认为：“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15]针对清末民初那些国权至上论者不分国家与政府，将政府误认为是国家的流行意见，章士钊从政治学原理特别区分了国家与政府。所谓国家，乃是统治权之本体；所谓政府，乃是秉承国家之意志，管理政治事务之权力机构。“政府由宪法而生，国家决非由宪法而生。国家者造宪法者也，宪法者非造国家者也。有国家而后有宪法，有宪法而后有政府。国家者乃纯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16]

章士钊的国家工具论得到了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的呼应，并在后来的《新青年》《新潮》杂志中继续得以发挥。留学日本的高一涵是新文化运动中政治哲学造诣最深的学者，他在论述政治思想在近代的三大变迁时，首先分析了国家观念的变化。在他看来，古代人，比如古希腊罗马，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人民权利，皆为国家而牺牲。18世纪的欧洲新国家主义思潮，如费希特、黑格尔、马志尼、格林等人，也以国家为最高理想。但是近来政治思想的潮流变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17]这个人类，不再是抽象的群体，而是具体的个人，是启蒙学者们特别强调的一个个“小己”。高一涵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