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的学员在成都提前毕业。按抗战时规定,军校毕业学员一律开赴前线,任中尉排长。当然也有个别成绩优秀的学员,会被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些大机关或者各战区的长官司令部选用为参谋。比如像步兵科各项科目平均第一的赵岑,军政部来了一纸函,指名道姓地要他去重庆报到。
军校的学员大多是些热血青年,将能到战事最艰苦、最激烈的战区服役视为荣耀,像正打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浙赣一带的第三战区,尤其是即将开赴滇缅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更是一支让无数有志青年倾心向往的部队。学员们已经提前得到消息说,这支部队将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亲自挂帅指挥,武器装备相对先进。上了军校的学员哪个不心高气傲,踌躇满志,渴望金戈铁马、大兵团作战?钻山沟打游击只是那些土八路干的事情。如果说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的话,军校毕业生就是眼睛充血的好斗小公牛了。不过,他们都明白国军部队里派系山头林立,军阀主义肆虐,哪个一心想报国杀敌的青年军人愿意陷进那个大酱缸?就像任何大学毕业生都想找一个有前途的好工作一样,军校生自然想去那些能大干一场的部队。军旅诗人廖志弘就不惜写下血书,终于获得去远征军报到的光荣。
当年从西南联大来的三个同学中刘苍璧的去向最差,他奉令到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长官司令部报到。那里虽说也是正面战场,但几乎只算是游击区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到第二战区的学员,大都是差生和不受校方待见的人。即便像刘苍璧这种在实习期间立了战功的学员,因为思想左翼,就不能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了。
但刘苍璧还不是最郁闷的,赵岑才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人。他已经觉察到来自同学们嘲讽的眼光。“让那些娘娘腔去重庆陪贵妇人们跳舞吧。”有一天他在食堂里打饭时听到身后有人讥笑。他一怒之下,将手中的搪瓷缸摔了,扭身就往学校政工部跑。他找到政工部学生科科长白啸尘,说自己近来悉心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游击战法颇有心得,希望去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部效命。白啸尘惊讶得好像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了匪情,说一个笃信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怎么能去读赤匪头目的书?赵岑那天就是专门去顶撞他的,言之凿凿地说《论持久战》是经政府审查通过的书,何以不能读?教学大纲上的好多科目还是日本陆军大学的教材,我们是否更不能读?白啸尘拍起了桌子,真动气了,说他放肆,说他辜负了蒋校长,辜负了学校的栽培。赵岑也不客气地回敬道,学生只是不敢辜负国家民族。白啸尘气得无话可说,只得把手指向了大门,向右——转。滚出去!
其实赵岑早就瞄准了第二战区了。从江西实习回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倒不是思想左翼的刘苍璧对他有多大影响,也不是《论持久战》让他看到了游击战的希望,而是正面战场的现状已然让他失望。官吏腐败,军官吃空饷,军阀封建,抗战不力,这是任何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官难以忍受的,何况他们还有西南联大的底子。赵岑不想去做那种随波逐流的“革命军人”。
“处置”很快下来了,不服从分配的赵岑如愿以偿,到第二战区报到。人家要你向右转,你偏要向左。刘苍璧曾经打趣赵岑。赵岑的回答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左代表了进步的方向,从文学到政治。
和刘苍璧、赵岑一起分到第二战区的还有两个学员施维勤和卞新和。他们从成都出发翻越秦岭,一路上舟车劳顿,一直走到晋南大地,赵岑的目光一直在往左看,总是在一些路口问,左边去哪个县,再往左走又该到哪个地方。有一回卞新和实在不耐烦了,就回了一句,再往左就走到延安去了。
还记得是这年的正月初七,下午他们来到山西洪洞县一个叫刘村的镇子,找到一个姓刘的保长,递上军校的派遣证和政府开的公函。保长是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精明狡猾,能说会道。他一边说,嚯,去太原府啊;一边朝身后的人比画了三个手指头。马上就有人把他们迎进一个院子里,端茶送水,很是热情。炮科毕业的施维勤还感慨道:敌后的民众,抗日热情还蛮高的嘛。
在等吃晚饭时,四个军校毕业生和刘保长聊天,刘苍璧和他认本家,还说听自己的祖父讲,当年祖先就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四川的,说不定这里就是自己的祖坟之地,等打败了日本人,就来这里祭祖认宗。一路上心情良好的赵岑亮了一嗓子,“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刘苍璧推了他一掌,爬爬爬,班门弄斧也不能在洪洞县唱《玉堂春》啊。都发配来敌后打游击了,还那么哈头哈脑的。
毕竟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官,不知道敌后战场形势的复杂。出事那个下午,吃晚饭时,刘保长叫了两个人来作陪。酒杯刚刚端起来,一个甲长慌慌忙忙跑进来,对着刘保长耳语几声。刘保长起身就往屋外走,还不断将手掌在身后握起又放开。那两个来当陪客的大惊失色,忙说糟了糟了,老总们快跑。
已经来不及了。一群穿灰色军服的人眨眼就包围了镇公所。一个排长举着盒子炮带人冲了进来,四个军校生糊里糊涂地就当了“皇协军”的俘虏。
刘保长叫那个“皇协军”军官高排长。他是个长得很敦实的北方汉子,浓眉大眼,手脚麻利,要是脱了这身灰皮,怎么看也不像个汉奸。他的手下搜出了军校的派遣证和公函,这个家伙像唱戏一样吆喝起来。“嗬嗬,还抓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老总啊!了不得的大人物哟。你们军校的教官就没有教过你们吃饭时要派个岗哨?”
刘保长点头哈腰地说:“高排长,他们是学生,不懂,不懂哦!”
“不懂?不懂跑到俺这地面上来作啥?”
刘保长又说:“路过,路过,他们要去太原府。明天就送他们走。”
“走个屁!”高排长眼睛一横,“孙班长,给俺把他们推墙边去,毙了!”
四个人被捆起来推到了墙边,一排士兵稀里哗啦地拉枪栓。四个军校生就像还在一场噩梦中没有醒过来,互相惶恐地望着,仿佛都在问:就这样被人给毙了?刘保长却急了,不断给高排长作揖,说老总开开恩吧,都是中国人,何必动刀动枪的。说不定哪天大家还低头不见抬头见哩。但高排长根本不听,他叫人搬了张凳子来,自己坐在对面,说俺倒要看看这些军校学生枪子儿打不打得倒。当年老子报考他们的学校,他们的门槛高着哩。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只配当汉奸。”施维勤和卞新和也喊“汉奸”“狗奴才”。赵岑恨恨地看着刘保长,“真他妈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认为他们中了刘保长的奸计了。
刘保长忽然变魔术般在手里现出一块怀表来,金灿灿的表链夺人眼目,嘴里亲热地说:“兄弟,拿着。算是给兄弟拜个晚年吧。刚过了年,就开杀戒也不好。兄弟,我家里还有半扇猪,今晚就给弟兄们炖了,好好喝一盅。”
高排长斜了那怀表一眼,挥手就将它挡回去了。“你也来羞辱俺?这四条人命就只值一块表和半扇猪?要是他们抓到俺,还不是像俺对他们一样?”
“老总们不会的,不会的。都是中国人,出来混饭吃不容易。”刘保长的汗水渗出脑门了,仿佛要挨枪子的是他。
高排长悠闲地叼上一支烟,刘保长赶快给他点上。他们今天遇上一个话篓子了,“你说对啦,都是中国人,凭什么说我就是汉奸?我帮日本人做事,防俄防共,维持治安,我就是狗奴才,是汉奸。重庆的蒋委员长背后还不是站着美国佬,他是不是最大的汉奸?这几个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小汉奸?延安的共产党背后是俄国赤匪,他们是不是汉奸?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中国人公认的大汉奸,可清王朝坐江山两百多年,你我的祖上不是都当过汉奸?天道不公,官吏腐败,军阀混战,就会有你们说的汉奸。你们为了这主义那主义,把国家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是不是败家子卖国贼?你国家自己没治理好,军阀、共产党、国民党打来斗去,乱成一团,还怪老百姓去当人家的顺民。你有本事你打到日本去、打到美国去,他们也会出日奸、美奸。你们在救国图存,难道我们不是?人活下去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你管他帮哪个做事。”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是个良知被狗吃了的人。”
赵岑说:“人都不是。闻着骨头就认主子的狗而已。”
高排长站起来,脸色铁青,大喝一声:“举枪——”
一排伪军哗啦啦就把枪抬平了,对准四个学生官。施维勤忽然双腿一软,跪下去了。他说:“老总,饶了我们吧。求求你了。”
刘苍璧羞愤地喝了一声:“站起来,软骨头!”赵岑伸手去拉他,却怎么也拉不起来。而卞新和也在这一刻崩溃了,虽然没有跪下,但他掩面而泣,“我才二十二岁,什么都没有干,老总……”
高排长舒适地伸伸腰,把袖子捋到手肘,虎着眼攥着拳头走到他们面前。一个男人是不是条好汉,只有当他面对行刑队时才高下立判;而战争年代,死是太容易的事情了,不容易的是一个要活下去的中国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气节。这个伪军军官太明白这一点了。因此他冷笑着说:
“好吧,俺也不杀你们了,指头都不动你们一根。明天送你们去见皇军。俺倒要看看,你们那个门槛高的军校会不会出汉奸。来呀,把他们先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