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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倾诉（第1页）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李老师，每当我回到这滇西，我的每一个还活着的细胞，都在吟诵岑参的这首诗，哪怕是以一个劳改犯的身份。1944年春夏之交的滇西边地，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山头，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木，都在高唱这讨伐侵略者的慷慨激昂之音。伴随这大风之歌的，是滇缅公路上连绵不绝的军车队，天上隆隆飞过的飞虎队的战机，落在日本鬼子阵地上的炸弹，以及怒江经久不息的怒吼。“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国军打仗从来没有这样气派过，虽然还是土布军装、脚上还穿着草鞋。但我们已经以车代步，有强大的火炮，有空中优势，有美国人提供的最新式武器，比如火焰喷射器，那时我们叫喷火枪，是那些躲在地堡里的小鬼子的夺命枪哩。

好吧李老师，我不跟你兜圈子了，我向你如实交代。其实我就是赵岑，这是我上黄埔军校时和打日本人时用的名字。我要效仿边塞诗人岑参嘛，上联大时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岑参的诗歌的。赵广陵是我上西南联大时的名字，赵迅是我抗战胜利后在昆明搞戏剧时的名字，那时我又以鲁迅的弟子自诩了。而在联大“冬青社”时，我用的是笔名“长河”。李老师来“冬青社”指导我们时，还点评过长河同学的一篇小散文。没关系李老师，你忘记了更好，要不50年代我就在你面前露原形了。那时我们都是文艺青年，相互间喜欢以笔名相称，我还听闻一多先生说过，要打破旧传统，先要废姓哩。在联大时我们都以把过去的旧名字抛弃为时尚。我有个学兄是联大的桂冠诗人，也是我的情敌，他的笔名叫“巨浪”，那时年轻气盛，互相不服输，你敢叫“巨浪”，我就叫“长河”。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名字，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身逢乱世，人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

1944年8月14日，我随部队渡过了怒江。我们第8军本来是整个滇西战役的战略总预备队，松山由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71军新28师担任主攻。但他们攻了将近一个月，几乎把一个师打残了，却连松山的主阵地都没有拿下来。71军同时还担负攻打龙陵的任务，所以我们第8军不得不紧急增援松山。

其实我本不是第8军的人，我是滇西大反攻前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之前我在晋察冀第二战区打游击，这是我另一段历史，现在我还不想交代。松山的后面就是我的故乡龙陵啊，还有比一个抗日军人打回老家更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吗？我到第8军后，任103师307团2营一连上尉连长。在我们连来到松山之前，第8军的兄弟部队也打了一个月多了。我们第8军上来一个团打残一个团，连续上了六个半团，再加上军直属部队，才把松山打下来。国民党军队打仗，士兵还是不怕死的，打日本人嘛，谁不是怀着满腔仇恨报国杀敌的心情上战场。但高级军官素质太差，尤其是师长、军长以上的大官，其军事素质我看还不抵日军的一个营级官佐。松山战役之所以打得那样惨，首先是我们对敌情判断有误，开初认为山上的敌人最多只有几百人，但后来发现这小鬼子越打越多，原来人家有一个联队的主力加一个炮兵大队，还有工兵、通信兵等其他兵种，有一千多号人呢。然后是对敌人坚固的工事估计不足。以为我们有压倒性优势的大炮，还有美军飞虎队助战，炮弹炸弹犁它几遍，士兵冲上去缴械就行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

这仗开初打得非常窝囊。你攻击前方的山头，隐藏在暗堡的敌人先不开枪，放你的攻击部队从他眼皮下通过，等主阵地上的枪一响，他们就从你背后扫来阵阵弹雨。你攻击侧面的暗堡吧，主阵地的敌人又居高临下地支援。我们连开上松山的第一仗，我把部队编成三个攻击波次。第一波攻击部队就遇到敌人正面和侧面的同时打击，我们的士兵大都是一些军事素质不太高的壮丁兵，冲锋时倒是勇敢了，但敌人机枪一响，士兵就像打翻了一簸箕的豆子一样，满山坡乱滚。许多士兵被打中时，后面督战观察的军官都不知道暴雨般的子弹是从哪里泼洒出来的。没有倒下的士兵们哗啦啦就退下来了。我那时在督战的位置，督战机枪手就趴在我的身边。在我身后观战的营长吼道，机枪，把他们打回去！那些可怜的士兵，上前冲锋是死，退后一步也是死。机枪手望着我，可是我下不了这命令啊。我的一个勤务兵小三子忽然抓过了司号兵的军号，嘀嘀嗒嗒地吹了起来，往回跑的士兵们愣了一下，又看到我率队冲出了堑壕，于是都发声喊往回冲了。我们只占领了日军的一段堑壕，把前沿阵地往前推了不到二十米。但我们连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人马，战死了一个副连长，两个排长和几个班长，还连鬼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几个。

那天战死的本来应该是我。小连长嘛，就是打冲锋的命。但我的副连长说，赵连长，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先上吧。你好好活过今天。这个副连长姓秦，陕西人，典型的关中大汉呀。

这小鬼子阵地设计得太精了，他们占领松山两年多来，像建造自己的家园一样经营松山的阵地。松山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日军的大小阵地几十个，每个阵地又是多层堡垒，互为侧防，上下掩护，交叉射击。那些堡垒圆木铺一层，泥土铺一层，钢板铺一层，如是者三，外面还用汽油桶装满土掩护。堡垒里上下有三层，150毫米的榴弹炮弹落上去，晃都不晃一下。还有数不清的暗堡、地堡、堑壕，散兵坑，你现在上松山上去看，这些玩意儿都还没有塌。当年里面可是铺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

松山攻下来后，国民党军队各战区的将官都来学习日本人的防御战法。但他们看来学去，还是想不出面对这样的防御阵地，该如何攻打才是最有效的。那时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仗，守多攻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防御，没有多少主动攻击作战的经验。那我们又是怎样打下来的呢？拿士兵的命去堆嘛。

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一天团部来命令说，先前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派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美军的一个顾问小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我一到团部的前沿指挥所，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你猜是谁？廖志弘，71军新28师的上尉连长。

对，廖志弘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的联大国文系同学，湖北荆州人。他个子不高，略显羸弱，他就是那个笔名叫巨浪的才华横溢的家伙，1939年我们一起投考黄埔军校，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和我们一起投考军校的还有一个化学系的老兄刘苍璧，他是曾昭抡先生的高足。对，就是建国后当过教育部长的那个大化学家。当年我考上的是北大37级，廖志弘是清华36级的，刘苍璧是南开35级的，那时我们被称为“联大三杰”。不是因为我们学习成绩怎么好、诗才怎么样啥的，而是由于我们三个是较早的从军学生。

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一段时间叫“廖志弘”？这个问题太复杂，后面再慢慢讲吧。

这是我们军校毕业后第一次见面。1942年我们提前毕业，前方需要大量的基层军官啊。我和刘苍璧分去二战区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报到，而廖志弘分到了滇缅战场的远征军，随杜聿明的第五军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我们联大的青年教师、诗人穆旦也是这个时候加入了入缅远征军的。

自然了，在战场上见到同学，比见到爹娘还高兴。况且大家都干的是舔血吃饭的营生，历尽劫波兄弟在，世上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吗？廖同学比大学时壮实多了，目光也深沉多了，像杜甫饱经沧桑的沉郁之眼。他还似乎长高了些，也许是因为他脚蹬美军军靴、头戴着美式钢盔的缘故吧。那时不是人人都有一顶美式钢盔的，我脚上都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在开初的惊喜之后，却都沉默了。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刚经历了一场败仗，不好意思面对老同学；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把我们共同深爱着的女神，弄丢了。是的，她死了。死在野人山了。我们开完作战会议，回到堑壕里，廖同学这样告诉我。

死了？我当时一把甩了自己的军帽，抓着他的军装前襟猛烈摇晃。死了？你以为是死一个大头兵吗？你不是一个军人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你何以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死，她不能死啊！女神怎么能死？

我们的女神是联大38级外文系的，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常娟。我们戏剧社演《雷雨》时，她演四凤；我们出壁报，她帮我们装饰花边，画些很布尔乔亚情调的花纹。她是陪都重庆人，据说家里很阔，长江上有一支船队。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也许我和廖志弘是最有希望的候选选手。廖志弘诗写得好，自然会赢得许多爱才的女生的芳心；我篮球打得好，在球场边也赚到不少眼热的秋波。

是啊，我们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笔从戎呢？李老师，我记得你是1939年初才从延安到联大的，你大约不知道那之前的联大不像后来那般热闹，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救国论是主流吧李老师。师生们好不容易从北平、天津流亡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徙到昆明，总算有一方安静的书桌了。似乎教授们也不太鼓励学生上战场，国民政府提倡“战时教育平时看”，初中以上的学子都可以免兵役。更何况我们联大学生是国家精英，抗日的烽火好像就与我们无关。

1939年的暑假，曾昭抡教授带领我们联大的一队学生到昆明郊区的大板桥搞兵役宣传队，廖志弘、常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嘛，廖志弘还是我们这个队的小队长。我记得那是个赶街天，我们在当地镇公所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台子，为老百姓朗诵诗歌，演独幕抗战剧，唱抗日歌曲。“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真爱他，莫让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来爱他。倘若你爱他，人家如何害他，中华，中华。”歌词是我们联大学生现编的，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效果似乎并不好，人们该赶街的照样赶街，该聊家常的照聊家常。只有镇公所组织来的小学生是我们的听众。当有同学站在讲台上用国语演讲时，更是听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你是云南人，你上去用云南话跟老乡们讲。这一招还管点用。我把歌词用本地话学说一遍，又把同学们的诗歌和演讲通俗易懂地再讲一遍。那时我们云南真是闭塞啊，当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里，更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们多少国土。那几天我成了宣传队的忙人，走村串户的同学都愿意跟我结伴，我当然愿意跟常娟同学一个组了。村庄里的人们不算贫困，但几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说是甲状腺肿大，缺碘导致的。大板桥虽然离昆明只有十来公里，但百姓木讷、麻木、愚钝，对我们的兵役宣传除了好奇，没见几个主动报名应征的，这很挫伤我们的积极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镇公所，同学们中时常有争论，这样的民众，大着脖子怎么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说我们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这抗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总是衔着烟斗开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被迫抗战，不打，要亡国，打了，暂时还看不到胜利，那就先打了再说，总比当亡国奴好。你们就这样跟老乡讲。作为小队长的廖志弘那几天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仿佛对牛弹琴；他还在一户人家里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个也不报名当兵，还指着廖志弘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咯是吃着屎了？好男不当兵，哪个不晓得？小日本地上有铁甲车大炮轰，天上有飞机下蛋蛋，我家有哪样？莫在我家扯白撂谎的了。要打仗送命，你们凭哪样不碦（去）？那时我和常娟就在旁边，看见廖志弘被呛得脸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