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隔壁,不论我是敲门,还是摁门铃,都没有人应。我又试了一次。网格门没挂门钩。我又试了试房门。没锁。我走了进去。
一切照旧,甚至是那股杜松子酒味儿。地板上还是没有尸体。昨天弗洛里安太太坐过的椅子旁边还放着那张小桌子,桌上有一只脏玻璃杯。收音机关了。我走到那张长沙发边上,伸手去摸座垫后面——还是那位阵亡的士兵,只是现在又多出了一位战友和它躺在一起了。
我喊了一嗓子。没有应答。这时我隐约听到了一阵缓慢悠长、闷闷不乐的呼吸声,有那么点像是呻吟。我穿过那道拱门,偷偷溜进那间小门厅。卧室的门半开着,呻吟声就是从门后面传出的。我把脑袋伸进去,看了一眼。
弗洛里安太太在床上。她直挺挺地仰面躺着,一条棉盖被拉到下巴。盖被上的一只绒球几乎都被她含进嘴里了。她那张蜡黄的长脸松松垮垮的,像个半死的人。脏兮兮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房间里,睡眠、烈酒和脏衣服的气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一只六十九美分的闹钟在梳妆台那剥落的灰白漆面上滴答作响。这声音响得足以撼动房间的四壁。闹钟的上方有一面镜子,照着这女人的脸庞,现出一幅扭曲的映像。那只大箱子还开着——她之前就是从那里面拿照片的。
我开口道:“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病了?”
她慢吞吞地翕动着两片嘴唇,一片磨着另一片,然后伸出舌头,往嘴唇上抹了点口水,下巴也开始抽动。从她嘴里冒出的声音就像一张走调的留声机唱片。她的眼睛此刻显露出认出我的表情,但这表情里没有愉悦。
“你们抓到他了?”
“驼鹿?”
“当然了。”
“还没有。快了,希望如此。”
她用力眯起眼睛,然后忽地一下睁开眼皮,就像是从眼珠子上揭下两片膜一样。
“你应该锁门的,”我说,“他说不定会回来。”
“你以为我怕驼鹿,是不?”
“我昨天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表现得像是那么回事。”
她想了一想。思考是门累活儿。“有酒不?”
“没有,我今天没带,弗洛里安太太。我手头有点儿紧。”
“杜松子酒便宜。而且有劲儿。”
“我过会儿说不定会出门去弄一点。这么说,你不怕马洛伊?”
“我干吗要怕?”
“好吧,你不怕。那你怕什么?”
她的眼睛忽地一下亮起来了,但那亮光只维持了片刻,随即又消失了。“啊,快给我滚。你们条子让我屁股疼。”
我一言不发。我靠着门框,往嘴里塞了一支烟,猛地往上一抖,想让它碰着我鼻子。不过这动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条子,”她慢吞吞地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永远抓不住那小子。他有本事,有钞票,他还有朋友。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条子。”
“我们只是照章行事,”我说,“反正那事情几乎都可以算是自卫。他会上哪儿去呢?”
她哧哧一笑,用那条棉盖被擦着嘴巴。
“开始来软的了,”她说,“软乎乎的东西。条子的小聪明。你们这些家伙居然还以为这一套能管用。”
“我喜欢驼鹿。”我说。
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关注的火花。“你认识他?”
“我昨天和他在一起——就是他在中央大道上杀了那黑人的时候。”
她张大嘴巴,简直把脑袋都要笑掉了,那笑声的音量最多也就能把面包棒给震裂吧。眼泪从她眼睛里流了出来,顺着她的脸盘往下淌。
“他是个强壮的大块头,”我说,“在有些方面却又柔情满满。他心急火燎地想要他的维尔玛。”
那双眼睛上又蒙起了一层纱。“我还以为是她家里头的人在找她呢。”她轻声说。
“他们是在找她。可她已经死了,你说的。所以没戏了。她在哪儿死的?”
“达尔哈特,得克萨斯。害了伤寒,寒气进了胸腔,她就去了。”
“你在场?”
“天啊,没有。我只是听说的。”
“哦。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一个舞女。我一时忘了名字了。说不定来一杯带劲儿的东西能帮助我回忆。我渴得就像死亡谷[1]。”
“而且你看上去就像死骡子。”我心中默想,但没有说出口。“还有最后一件事,”我说,“等我问完,我说不定就会出门弄点儿杜松子酒。我查了查你的房屋所有权,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被褥下面的身体变得又僵又硬,就像一个木雕的女人。甚至连她的眼皮都冻住了——它们耷拉在那里,半遮着眼珠当中凝固的虹膜。她的呼吸声也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