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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觅渡觅渡渡何处（第1页）

]c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1]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〇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桥叫觅渡桥。[2]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3]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4]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被“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5]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6]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

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

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帕小包，说来送礼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7]

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8]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9]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10]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后，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见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11]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12]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13]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14]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

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15]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

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

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文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16]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向上推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觅渡》自注十六条

[1]凡文章开头法大致有三：“理”字头，“形”字头，“情”字头。此文酝酿六年，几易其稿，曾有一稿是用第二人称。现在的开头是形、理、情杂糅一团而以形，即具体的事拢之，以求一种真切、深沉、悲怆、莫名之势。有刊物转载时建议去掉前三句，从“谜”字句始。酌之再三，未改。如其，恐失之于理强形弱，兀起入理会削弱亲切、深沉感。

[2]“觅渡”，是本文的文眼，也是意外得来的收获。初次访问秋白纪念馆时见一群红领巾在服务。问之，是旁边觅渡小学的学生，得知这个地名。文章的标题和主题在一刹那便产生并固定下来。秋白一生是一个悲剧，“觅渡桥”是一个天然的文学意象，正好有机地装载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内涵。

[3]“八七会议”秋白以柔弱之躯，受命危难之际，这是一九五八年我读初中、上历史课时就得到的印象。

[4]第一次看到关于秋白被甩掉、不带他长征的资料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对我刺激很深。

[5]三十六计之一计曰：“借刀杀人。”历史上为“借刀”所杀的名人不少。最可惜的要数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颜、柳、赵，颜为首。颜不但书法好，且为人耿直，为国尽忠。时值“安史之乱”，叛臣四起，颜抗贼有功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到德宗时李希烈又叛乱。宰相卢杞把持朝政，心狭肚小，平时就忌其才，他明知李希烈根本不可能归顺，却故意向皇帝举荐颜去劝降，颜一去便被杀掉。

[6]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诸多武侠小说的灌输，一般中国人脑子里的英雄都是力量型的，不惜力、不惜命，所谓“两肋插刀，一诺千金”，长于力而短于理。如张飞、李逵、项羽、秦琼等，就是对智力和威望较高的关羽、岳飞也是着力渲染其大刀、长枪上的功夫，这是一种图痛快的误导。英者英明、聪明，雄者强胜有力。只靠强力当不了英雄，重在英明识大理，识社会规律之理，顺乎历史潮流。这样的人不图痛快，不轻言死，他一息尚存，就用每一分力、每一点知识、每一点的可能去推动历史，将自己的生命挤出每一滴油去润滑历史的车轮，直到最后力气和机会全部用尽，才以身当烛，跃向死亡，化作最后一束光，照亮历史。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中于病床与“四人帮”苦斗亦属此。这才是英雄，理性英雄，历史英雄，而不是意气英雄。所以他能担大任，吃大苦，受大辱，无论其大事成与不成都是英雄。史可法守扬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

[7]所有的人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都可以选择正和善，都可以成仁取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成就。以巨匠、大师而自愿捐躯成仁取义者，就如元帅、将军去舍身堵枪眼，其心其情更感人，其悲剧含义更撼天地。

[8]“资源”有“多宜性”，如土地可种田，可开工厂，可建住宅等，资源利用，是于多种可能中择优选其一。人这种资源最具多宜性。一个人可以干三百六十行，唯有冒死的工作是轻易不选的，尤其当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之时。所以各国在战争时期，一般科学家、艺术家、学者都不上前线，尽量转移保护，不是保其命，是保其才，保国家财富资源。民族灾难当头，国家宁肯牺牲更多常人而将生的希望留给少数英才，这是国家全局利益。如果个人自恃有才，让别人为自己去死，这不是为国惜才，是为己保命，是极端个人主义。当为国为民去献身时，人的价值只剩下一个“义”，这时人人平等，只要有生命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义”，这时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勇敢就义，也可以立时激起全民族的尊敬，而一个最知名的人的退缩也可激起全民族的唾弃。

[9]只以中共一大十二个代表为例，在以后的大浪淘沙中就分出了英雄与叛徒。第一个牺牲的是何叔衡，一九三五年死于突围途中，以后还有邓恩铭（一九三一年）、陈潭秋（一九四三年）被捕后死于敌人屠刀。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变革命，周佛海一九三八年成了汉奸，另一汉奸陈公博，一九四六年被判处死刑。

[10]理性最强，理不可挡。历史上弱身而担大任，并以死明理之例甚多，如文天祥、史可法等。这是任何强敌都无法使之屈服的人。

[11]一死足以明心迹。尽管在秋白身后对之有各种说法，但他慷慨赴死这一点谁也不敢否定，谁也不能否定。只此一点就足以挡住所有泼来的污水。这是本文的支点。

[12]坦白最可爱。有一联曰：“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秋白之伟大是他将自己还原成一个本来的人，当然他的本来里面就有许多伟大的成分，远比常人多了许多东西。但不管多也好、少也好，他不增减、不掩饰，难能可贵。

[13]是“党”大还是“人”大？是“人生”大，还是“革命事业”大？从具体来讲，是“党”大、“革命事业”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事业是迄今历史上最辉煌的事业，生逢其时的每一个有作为的、个体的人都应投入其中，为之牺牲。一个具体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实践，如佛道修行那样去追求成什么伟大的人。从抽象来讲，是“人”大、“人生”大。因为在党及其事业之前便有人、人性、人格，如我们常推崇的司马迁、文天祥等。在阶级、政党消失之后，还会有人、人性、人格。这是整个人类长河、人类史中需连续积累、提纯并得到公认的一种公共道德、一种精神文明。在党的事业中所造就、考验出的人格，会超出党、阶级、事业之上，而成为全人类及全部人类史的财富。共产主义事业既然是人类最辉煌的事业，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它的伟大实践所锤炼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超出事业本身而更达人类优秀品格，即人格的最高峰。如马克思顽强的探索精神，斯大林在领导反法西斯斗争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毛泽东的智慧与周恩来无私的牺牲精神等等，他们远远超出本党、本国，不仅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而且还将超出当时当代成为全人类的历史财富，永彪史册。

[14]用“平原之山”与“谷边之峰”是为递进叠加之比，求一个“更”字。以开掘读者意想不到之效。古书所谓“水晶盘内走明珠，红杏枝头笼晓日”，李清照词“梧桐更兼细雨”都是此法。

[15]悲剧比喜剧深刻是因为它留给人遗憾，有遗憾就有思考。喜剧让你圆满，满则不思，亦无可思。一个人前半生的悲剧是他后半生的财富，他一生的悲剧则是后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