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一的时候,大S刚刚因为流星花园而爆火。彼时,她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冉冉升起的星,而我是一个跟在女生身后混吃混喝的小透明。她离我如此之远,远到我都无法想象我和她会有交集。
据说我们家的祖籍在山西。我能了解到的自我往上数的三代都是贫农,三代之上的祖上是不是曾经过得好不得而知。小时候,我曾见过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老头年轻时长得非常非常帅,如果放到现在,单纯说颜值的话,绝对可以秒杀如今活跃在娱乐圈的任何一个小鲜肉,由此可以推断出我的太爷爷和我的太奶奶应该也长得很好看。根据“资源总是往有更多资源的地方聚集”的原理,我还曾经猜测过我们家祖上,是否曾经有哪一代过得非常好,因此吸引了更加优良的基因,最后给老车家的我爷爷这一脉留下了在我们自己看来稀松平常的美貌基因?
不管怎么说,我爷爷这一脉从沦为贫农的那一天起,大家就注定都很难翻身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读书是有工资的,因此,那时的很多农家子弟都会把读书看作改变命运的一条最好的出路。在我妈的心目中,我们家能供出两个大学生,于她而言,都曾经无异于痴人说梦。
陕西的关中地区,农家的父母给自家的孩子(通常是男孩)劝学,通常都不用讲什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给孩子一台架子车或者一把铁锨,把他赶到地里去干和父辈一样的营生。通常没有几天,年轻的后生就会觉得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然后哭天抹泪地走上在当时看着无比艰难的求学路,一路奋发地去为自己搏前程。
我15在考上大学之前倒是没有被我爸妈这样对待过。而我之所以考上了大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与李同学的暧昧关系中时时刻刻想压对方一头,一方面是因为我妈说了,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她就要立刻给我找婆家把我嫁出去。我身边没有几个我能看上的人,为了不让蠢人替我打理我的命运,我必须努力跳出他们的影响范围,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读大学的第一年,某一个假期回家,跟着我爸妈去割麦子,路上遇到了和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年级的一个侄子,那年他落榜了,他爸和他妈就特意带他到地里体验农民的生活。他们一家人见到我家一家人,就对着我们一家人喊:哎,你们家的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也给吆到地里割麦子来了?我在一边回他们:割麦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嘛!
我自认的我和大S之间的交集发生在我和她各自嫁人之后。
我和大S都有一个爱欺负自己母亲的父亲,我们都是在自己还不是那么强大的时候就跳出来保护自己母亲的那个人,这些是我在对大S有点了解之后发现的我和她的第一个共同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原生家庭拖出泥潭的人,只不过走的路线不一样。她是女明星,有几部成功的作品便可调动一种被称作影响力的资源。我是女律师,办多少案子,写多少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辩护词、法律意见书,影响力也只及于案件本身。职业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什么杠杆可用。所以,即使是相似的命运轨迹,我改变家族命运的路也似乎比她更曲折,更漫长。当然,正是因为她的影响力,人们对她会比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有更高的要求。她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比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少。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取得的对日本的第一场胜利,史称台儿庄大捷。我嫁的第一任老公,就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一位国民党将领的外孙。而大S嫁的第一任老公,是在大清都亡了一百多年之后,仍然以皇室后裔自居的爱新觉罗·汪。站在我们自己家族的立场来看,我和大S这类人以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原生家庭拖出泥潭,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创一代,而我们嫁的老公,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富N代。
现在,我只能以我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来揣测大S在婚姻中的感受了。
首先,我要承认,我们这类人嫁人多多少少有点动机不纯。因为我们这类人除了头脑,自己手里没有多少资源,就想通过婚姻来整合别人的资源,好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大的价值。富N代大多没有我们的眼光,我们天真地想着我们可以教人家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才能越走越宽。可是真正结婚之后,我们会很悲催地发现,人家富N代要过的是可以由着他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和人家的结合,不是人家加入了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加入了人家的生活。我们整合不了人家的资源。所谓的爱情,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人家对我们的一种掠夺。
结婚的时候,我们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说我们和另一个人结婚是为了爱情。到最后,爱情成了生活对我们的诅咒:我们不得不自证自己对别人说过的鬼话,陷入不得不自证的泥潭难以自拔。而那些能够享受祖宗余荫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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