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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政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儿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嗯……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这是只有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的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儿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词，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趁此机会，时隔不久朝鲜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演给旁人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公使”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朝鲜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