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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暴动，在朝鲜被称作“民乱”。

村民遇到差役蛮不讲理时，便一起涌向郡厅去告状。这时需要有呈状。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人叫“状头”。这样的民乱，大都在郡里处理解决，几乎没有横向联系。因为是直接告状，提出来的都是些具体事项，一般只限于当地的问题。就是说，是地面上生出来的菜，触及不到根上。

这里用了“蛮不讲理”一词，按说并不严重。在当时的朝鲜，官吏搞些歪门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完全没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官吏，怕是难以找到。如果仅是一般的勒索，只当是应该如此，人们也就容忍不究了。至于说到蛮不讲理，那就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朝鲜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罗道土地肥沃，素有谷仓之称。李朝政府任用官员，是门阀主义，所以，权贵出身的人就能当这里的长官。肥沃地方的长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谓收入，当然不是指从政府领来的薪金，而是从当地勒索的钱财。不论手腕多么高明，没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来的。因此，在全罗道，多次爆发民乱或接近爆发状态。

全罗道的长官——观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诈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级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们多是豪门出身，依仗权势，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即使发生民乱，只要同汉城宫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就不怕获罪丢官。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阶层怎能受得了。虽然在全罗道接连不断地发生民乱，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横向联系。1893年末，全罗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继发生起义。

古阜郡的民乱，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发生的。

首先，再次征收“量余不足米”，激怒了农民。农民用收获的米谷支付租税。官员征税时，兵卒排列两旁，巧立“鼠缩”“干缩”等名目，比规定多收米谷。所谓“鼠缩”，是指征收后被老鼠损耗；所谓“干缩”，是指干燥后重量损耗。把这些损耗估算征收，每石要多征四至五斗，即使算上鼠害和干燥的损耗，也绝对不至于四五成之多，显然这是官吏们从中揩油勒索。运出时当地差役要克扣，运输中押运兵丁要揩油，入库时库吏也要抽头。他们用削尖了的竹筒插进米袋里，简便地捞取外快。这些小来小去的勒索还是下级差役们干的，至于上层官员，那就要干大一点儿的了。他们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库里的米谷大量缺数。尽管已经多征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规定的数量短缺，这就叫“量余不足米”。

古阜郡守赵秉甲向农民征收这批“量余不足米”，实在太不像话了。农民们已经缴纳了官吏们侵吞的米，这一回又要交纳官吏们侵吞过头的米，不论多么温顺的农民，对此也要怒不可遏。

其次，是水利税。古阜郡北部修建了一条灌溉水渠，全是征集民夫修建的。竣工之后，赵秉甲却决定向农民征收使用税。为修渠流过汗水的农民们忍无可忍了。

柴草税也激怒了农民们。官员说：不能收获粮食的荒地，总能收割一些作为燃料用的枯草，要课征柴草税。此外，还有一些蛮不讲理的事情。

为什么赵秉甲敢公然干出这样缺乏常识的事？因为他非常自信。像他这样豪门出身的人，确信绝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失掉官职，什么样的民乱都不足惧。

农民们愤怒了，以全彰赫、金道三、郑一瑞三人为状头，向郡厅投了状子。郡守将三人逮捕下狱，并向全罗道衙门报告了情况。报告中说，不逞之徒煽动农民作乱。这时，道的观察使换为金文铉，他完全相信了郡守的报告。也许他相信的不是报告，而是郡守的门阀。后来，全彰赫受刑过重，死在狱中。

全州民乱的原因是“均税”。遇到旱灾，土地所有者缴纳不起国税而逃亡他乡，其土地被作为“均田”。土地所有者不在，这块土地便从征税簿中勾销，让农民重新开垦，征缴租税。均田是国有地，均田的佃户向国家交纳地租。

负责办理均田事务的均田使名叫金昌锡，他劝一般的土地所有者说：“顺便也把你的土地当成均田办了吧，那样对你有好处！”

土地所有者要依照土地面积多少交纳租税，倘若办了均田，只向国家交纳地租就完了。因为是新垦荒地，地租也不会太多，所以这么办是有利的。受骗的是一些自耕农，他们把土地办了均田，确实省掉了土地税，但是，征收的地租却多得多。这真是岂有此理！

人们成群结伴地直接上诉，可是，这也被视为民乱，申诉全被驳回。

益山民乱的原因是“吏逋”。吏逋，是指官吏侵吞租税。历代小吏为了贪污勒索，在账簿上把实际已经征收的租写成“未收”。这样积累了多年之后，益山郡“未收”租税竟达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之多。

“速将账上所欠未收租米征来交库！”益山郡守金泽洙发布命令。

“未收”是账簿上的事，全郡到处都一样，郡守岂能不知。他命令火速缴纳，又是何居心？

这件事，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官吏违法。若是一般的贪污违法，倒也能容忍，这却是“异常的违法”，岂能就此罢休。

益山郡居民推举吴知泳为状头，告到郡厅，要求取消吏逋再征的命令。郡守金泽洙拒绝了。愤怒的民众声言要袭击郡厅，吴知泳劝告他们说：“向道衙门投递状子吧。在郡厅逼迫郡守撤回命令是办不到的，我们在道衙门里争个胜负吧。道衙门也不行的话，我同各位一起造反。”

于是，选出几百名青年前往全罗道。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起初使用了高压手段，后来从吴知泳口中渐渐了解了吏逋再征是超出常情的违法勾当，于是，他下令撤回征收吏逋的命令，并免除了益山郡守金泽洙的官职。从表面看来，好像益山郡的老百姓胜诉了，可是后来又出现反复，状头被逮捕，受了酷刑。

吴知泳能言善辩，但怎么也说服不了观察使，到底没能取得最后胜利。总像以前那样翻来覆去，到任何时候都一样，温顺的老百姓似乎到了咬牙下决心的时候了。

“造反，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并不是过激派的煽动，而是人们从自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官府逼得人民没法儿生存下去了。人们想豁出去了，反正死了也搭不上什么。

上述几起民乱，绝不是东学信徒直接引起的，只不过告状时选出来的状头大多是东学的信徒而已。他们去告状，并不是以东学党人的身份去的，而是民众的代表。

当状头，随时都会被抓起来，受杖刑，投进牢狱，是任何人都不愿承当的角色。而且，一般人也承当不了，必须是有胆有识、素孚众望的人。在这种标准之下推选出来的人多数是东学信徒，并非偶然。如前所述，东学的信徒受到的折磨比一般人多，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抛弃东学的教导，可见，都是些信念坚定的人。为了别人，甘冒风险，这不但需要有义气，同时也需要有强烈的信仰观念。

东学信徒不仅信仰坚定，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他们被人们推举出来，就绝对负责地干下去。不久，他们把民乱从横的方向联结起来，予以领导。于是，不知不觉，普通的民乱被称为“东学党之乱”了。

民乱之所以往往以郡为单位，十分散漫，是因为愤怨的具体问题各地不一样。上面举出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尽管各有不同原因、不同现象，但根源是相同的，只是一直没有人深挖罢了。东学党人以其诚挚的禀性，终于把共同根源找到了。

此外，东学自始祖崔济愚以来就有组织。为教祖申冤，实质上已经是一种组织活动，若领导一次大规模民乱，除了以东学党为中心，没有胜任者。

“我们不干谁干！”

“朝鲜的命运落到我们肩上了！”

“对于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势力的渗透，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起来！已故教祖也在命令我们站起来！”

东学党的人在互相议论。他们接受了“辅国安民”的教导，具有较高的政治意识。不仅口头上谈论，而且也注重实践。

“首先向全国发出檄文，然后，明确地通告全国人民，这不只是口头上的空话，是要举兵占领要地的。”他们稳步地按计划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