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崧是同治四年(1865年)的进士,在中国属于统治阶层。广西灌阳人,曾进入翰林院,是优秀人物中的佼佼者,但他不是单纯的白面书生。《台湾通史》中有他的传记,说他“性豪爽,饮酒赋诗,遨游公卿间”。
作为官僚,他有些地方超出常规。
当他任吏部主事时,在越南爆发了中法战争。他志愿前往,并建议“起用刘永福”。
这简直是奇策。刘永福本是太平天国残部,被清军追赶,逃入越南境内,成为兵力不足的阮氏王朝的雇佣兵首领。从清政府的立场来看,他是叛逆者。
刘永福十七岁时成了孤儿,不久参加了势力最大的天地会。天地会是秘密结社,详细情况不得而知。现在我们能利用的资料,只有清朝官宪没收的文件、物品和供词,难以了解全貌,不过,它具有浓厚的反政府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尤其是南方,及东南亚的华侨中间,它的影响相当深,可能与郑成功的反清运动有关系,据说同少林寺也有一些关系。
总之,在清代,天地会是一个反政府而遭到镇压的组织。组织内部的纪律极其严格,会员之间的相互扶助也极其彻底和周到。它以侠义团体自任,习武气氛颇浓厚,天地会的成员遍及各个阶层,尤以下层社会为多。
刘永福二十一岁时加入天地会,他的父亲可能早就是会员了。他从小受天地会的熏陶,所以正式入会之后很快便显露头角。
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阳历为1851年1月11日,星期六。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基本教义来自基督教。不过,光靠拜上帝会成员来完成革命,兵力不足,所以他们联合了秘密的天地会。
信奉外国宗教教义的拜上帝会和国粹主义的天地会之间,可想而知,是水和油一样的关系。然而,拜上帝会在革命实践中想寻求一种同盟势力,除了天地会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了。
现在我们随便叨念着“太平天国”,仔细想想,这个历史名词是意味深长的,洪秀全等人言必称“天国”,但如果靠他们去革命,至多也只能在天国里而已。仅仅靠他们是不能改变社会的,必须把国粹派的侠义团体天地会拉进来。就像洪秀全等人把“天国”挂在嘴上一样,天地会经常宣扬的是“太平”。
在日本,一提起“太平”二字,人们就会联想起相扑裁判员手里的扇子,那上面写着“天下太平”。可是,在中国,“太平”一词却使人联想起意义相反的“造反”来。《三国志》这部史书,正相当于日本的《忠臣藏》,为人们所熟知。《三国志》一开始就叙述了从山东到河北一带,到处有道教造反军的起义活动,各路诸侯举兵镇压。造反军的骨干团体是“太平道”,他们为了区别于敌方,头裹黄布,因此也被称为“黄巾军”。
天下不太平,为了太平才使用武力来推翻现政权,所以,革命军团用“太平”二字。
太平天国就是这样以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两个组织的联合开始革命的,这两个相异的组织,在共同敌人还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同心协力。共同敌人就是清政府。
拜上帝会宣扬:“自秦汉以来,我们中国人掌握在妖人手中,受尽了苦楚。”就是说,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一直到清,都是妖怪的世界。
与这种根本认识相反,天地会则标榜“反清复明”。这是古色苍然的口号,要打倒满族的清政权,复兴明的汉族政权。明政权在二百年前就灭亡了,即使让它复兴,也找不到继承人。
在拜上帝会眼里,那个明王朝也是“妖怪”。所以,合作的两个组织只在“反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他则没有共同之处。
“太平”和“天国”合作了。但是,在革命运动初期,太平派即天地会的骨干分子战死很多,失去了平衡,表面上看来似乎太平派脱离了革命。
年纪轻轻就加入天地会的刘永福也卷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中。当天地会脱离革命之后,他也被迫逃往越南。
他逃进越南之后,归顺了阮氏王朝的嗣德帝。这个中国的造反团体逃到国外后便成了那个国家的政府军。当时,越南有一股同阮氏王朝对立的黎朝派武装集团,各地土匪也不少。所以,尽管刘永福等不过是残兵败将,对阮氏王朝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盟军。
刘永福部队使用纯黑底上写个红色“义”字的大旗,因此,人们称之为黑旗军。黑旗军在越南成为最强大的军队,很受嗣德帝信任。
刘永福深深懂得,唯有武力才是政治上的资本,所以他致力于黑旗军势力的壮大。对此,嗣德帝似乎也产生了几分戒心。刘永福拥有红河航行权,并可以自行养兵。
法军侵入越南以后,黑旗军便开始同法军作战。这时,主张把这股力量编入清军指挥系统的,就是唐景崧。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清军老将冯子材合作得很好。后来唐景崧也来到越南战场,和刘永福结为盟友。
中法战争中,清军占优势,黑旗军甚至还打死了法军统帅安邺。但李鸿章却极力主张讲和,乃至答应了屈辱的条件,连法国方面也大为吃惊。
其实,这次媾和也不足为奇。因为再打下去,李鸿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私兵即淮军拿出来。他之所以能安稳地坐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把金交椅上,全在于有淮军这股武装势力做背景,失掉它,就会失掉一切。这一点,他十分清楚。
中法战争结束后,根据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黑旗军于1885年回归本国。次年,刘永福就任南澳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