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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绞尽脑汁，终无良策，只是白白花费了许多时间。宫廷的空气终于也逐步变为“割地难免”。

等待是李鸿章的手法之一。

李鸿章首先提出决不割地的主张，是为自己将来的处境预先做安排。正因为如此慎重，他才能长期稳坐在权力宝座上。

不十分了解清朝的政治结构，就会觉得这时还抱着强硬论的李鸿章“有点儿古怪”，“是井底之蛙”，“简直不谙世事”。连美国公使田贝在给本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也激烈地抨击：“李鸿章的名声完全是一种误传，他的左右尽是些寄生虫，其政治见解不足取。”

当然，李鸿章的实际才干也许不如名声那么高，但若说徒具虚名，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李鸿章玩弄了一番被外国人误解的手法之后，于3月2日第一次上奏，指出割让领土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

李鸿章引证历史事实，说明割让领土并不意味着亡国。

唐在“安史之乱”以后，被吐蕃夺去河湟之地，即今甘肃省西部。吐蕃吞并敦煌是781年，被张义潮夺回是850年，大约失掉了七十年。这一时期，自宪宗至武宗（806年—846年），唐从安史之乱的荒废中重新崛起，形成“中兴”的强盛时代。北宋时期，辽和西夏入侵宋域，宋王朝丢失了领土，但从仁宗到英宗（1023年—1067年）却是后世所歌颂的全盛时代。

李鸿章又引证了近代欧洲历史。普鲁士和法兰西两国之间屡次发生战争，胜败的结果总是要割让领土，但一方胜了不久，就又被另一方打败，如此反复。他说：“但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

为摆脱现在的困境，只有答应割地的要求，这是研究了一切方法之后的结论。

3月3日，紫禁城内，军机大臣们齐集开会，身体欠安的西太后也露了面。割地之事，必须得到最高权力者西太后的批准。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此外还有礼亲王、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等人。

3月4日，李鸿章被召进紫禁城。这次只有他一人，正式向西太后和光绪帝请示御旨，其他军机大臣都没有参加。

李鸿章3月5日起身，3月7日回到天津，便立刻着手媾和使团的人选。基本方案他心里早就拟好了。他给离得较远的马建忠发了电报。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时，马建忠依照李鸿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国。虽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寻这次中日战争的根源，却在于此。他对事情的经过知道得最详，而且在中法战争媾和时曾当过李鸿章的助手。马建忠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师资格。为鸦片税收事，同印度的英国总督交涉过。在朝鲜，同外国使团周旋。他的国际外交经验丰富，李鸿章认为必须把这样的人选进来。

带儿子李经方前去，也不是假公济私。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精通日语，在日本政界熟人颇多，明白对日事务。不论谁来组团，都会把他列为成员。他当过公使，品级也高，所以这次安排他当参议，是事实上的副全权大臣。

长期在李鸿章身边充任幕僚长的罗丰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见识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处理细微的杂务，既得体又热心。不通过罗丰禄，谁也见不到李鸿章。以前孙文会晤李鸿章，就是由王韬恳求罗丰禄办的。这次他以参赞的身份参加。

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等人为主要成员。

李鸿章私下依赖的是顾问科士达。他当过美国国务卿，而这次媾和的背景里有美国的影子，所以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李鸿章知道自己必须去日本媾和之后，立刻派儿子李经方去上海同科士达联系。

加上医官林联辉、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等，正式随员是三十三名，此外还有杂役、厨师、仆从等三十八人。

日本指定的会谈地点是马关（下关）。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团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出发。

在两国之间联系的，是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

陆奥外相这时在东京。欧洲诸国的动向极其微妙，为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大本营所在的广岛不如各国公使聚集的东京。

陆奥从驻日美国公使那里接到李鸿章启程的通知后，即刻从东京去广岛。在大本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权办理大臣的诏命。

陆奥乘3月17日的夜车去下关，伊藤从宇品港乘船于19日到达下关。

载着清政府代表团的、挂着黄龙旗的两艘德籍商船，几乎与伊藤首相同时到达下关。日本的“太湖号”领航进港，但使节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

第一次会谈开始，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这一次，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

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说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