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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王效明热情地同张逸仙握了握手，“对不起，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张逸仙善意地笑了。他万没想到，在长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还能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于保合向张逸仙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日寇的残酷“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余部只好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他是学无线电的，便负责二路军二支队的电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队长王效明等人从苏联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带，准备在依兰方向开展活动。

张逸仙也把失去组织的事和他们说了，并请求于保合带自己过境去找苏军远东军区的情报部门，恢复组织关系。

于保合想了想说道：“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到依兰一带开展侦察活动，一时半时还不能回苏联。这样，我先将你的情报用电台报告给周保中同志，让他和苏军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锦一带找我，听我的回信。”

张逸仙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说：“那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活动吧，我学过游击战，会爆破，会使用电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张逸仙和这支抗联队伍一起行动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鬼子冲散了，张逸仙只好又取道哈尔滨回到呼兰，在裴家窝铺潜伏下来。

1942年秋，一个曾与裴志亭一起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大赦分子”石国泰，为了升官发财，向日本宪兵队投靠，密报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监视裴志亭的行动。石国泰知道张逸仙在裴家教书，常以找老师写条幅、画扇面为名到大裴家窝铺，寻找张逸仙的可疑行迹。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对张逸仙十分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张逸仙向日伪当局申请回关内（因当时伪满到关内属出国，需申请，办理“出国证”），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后来收到山东寄来的信说家中儿女生活有困难，再次申请，终获允许。不料这是日本特务设的一个圈套。他们早认定张逸仙是国民党潜伏分子，以为他要脱离监视逃跑，故意放他离开呼兰。结果张逸仙在哈尔滨站一下车，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进了宪兵队的门，二话没说，先是一顿毒打。接着问抗日救国军的事。张逸仙心里清楚，只要不扯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都好办，于是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敌人觉得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东西，就把他丢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赶到哈尔滨，以500元满币和“春发祥”南货店为担保，把张逸仙保了出来。出狱时的张逸仙已是遍体鳞伤，在裴家大女儿家住了几天后，便回到呼兰裴家窝铺养伤。

转眼到了1944年，张逸仙的伤势已基本好转，他决定再回关内，寻找组织，可是由于他是被日伪特务机关抓过的人，很难得到“出国证”。为此，张逸仙来到汪家井，找杨省三商量。杨省三也是国际情报组的成员，曾被张逸仙派往大连从事秘密工作，后来张逸仙和组织失去联络，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兰。

杨省三听了张逸仙的顾虑后，想了想说：“不如你再让关里的儿女来封电报，就说生活困难，急需你回家。当局也许会发你‘出国证’。”

张逸仙摇了摇头，“就怕这招不好使。像我这样的人，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我的。”

杨省三听了也感觉难办，沉吟了一会儿，忽然说：“也不是没办法，比如，找个有名望的地方绅士给你担保一下，或许可以行得通。”

张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让裴家担保不就完了？”

杨省三摆摆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绝对保不了你的。”

张逸仙有些泄气。“我在这人生地不熟，找谁担保？唉，看来我要困死在这里了。”

杨省三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东沈家小学校长，叫许承武，今年三十四岁，原籍是北京的，为人厚道，讲义气，有威望，可以找他帮忙。”

“那好呀，你马上联系许校长，我们见见面。”张逸仙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正月十二，杨省三、张逸仙在呼兰县城黑瞎子胡同的新华菜馆请许承武校长吃饭。大家见面后，彼此客气了一番，坐下寒暄。张逸仙见这位许校长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杨省三小心试探着说：“许校长，我这位朋友有点麻烦，急需入关，可‘出国证’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给张先生……”

许承武听罢，缓缓地说：“可这位张先生我并不熟啊！”

张逸仙急忙开口道：“许校长，虽然我是外乡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这个，省三可以作证。”

“良民？”许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么会被抓到宪兵队去？”

二人一听，立刻哑口无言，呆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许承武放下筷子，说道：“张先生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当过义勇军的军官，后来到关内与共产党联络，现今又从事秘密的反日后动，可是个十足的‘良民’啊。”说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丝微笑。

张逸仙大惊，不由万分紧张，暗想也许这位颇有声望的校长就是日本特务。杨省三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许承武见他们不说话，又笑了笑，说：“张先生不要紧张。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日本特务，你的事我会帮你的。”

张逸仙狐疑地问：“许校长，你真的肯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