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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章 架构 10 全员轮调160（第1页）

群臣的表情清晰的落在了王战眼里。

王战知道刘宗周为什么皱眉，也知道翰林们为什么苦脸，但王战意图明确而坚定：新科进士必须从基层做起。

以后的翰林院将会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咨询机构、一个老年机构，最多是中老年机构，决不能是青年机构、毕业生机构。翰林院将近似与阁老并列，成为阁老的补充和制衡。

皇权也必须要下乡，乡长会成为最基层的综合性人才，因为除了巡捕司，其他部司是不设立到乡的，乡长必然成为民政方面的通才，众多的乡长就是三十年后的阁老人才池，真正的“宰相必起于州县”。

至于人员扩充导致的俸禄翻倍甚至翻几倍，那是必然也必须的，而与之相伴的，不算商税、矿税，只要田赋新政在有力的监察下推行下去，随之而来的好处必然是国用大增，施政有力，是全大曌拧成一股绳。这些增加的俸禄完全不是问题，得到远远大于付出。

另外，此番改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有经验的朝臣都提供一个上升通道，都有希望在五年之后成为阁老，最多十年。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党争，减少互相之间斗得你死我活、误了国事的可能，毕竟人人都有了上升的机会，你再厉害，两任之后也要换人。而阁老任满之后进入翰林院做国务咨政，清贵尊荣，也避免了有经验的人才流失。

看着各怀心腹事的臣子，王战接着说：

“我大曌的官员本来就有任期考核制度，从此以后，不仅是阁老，凡领取朝廷所发俸禄者，无论兵、将、官、吏，文、武，皆实行同样的任期考核轮调制，到期轮调，绝不允许哪个人在一地长久为官为吏、为兵为将、盘根错节。”

具体的体制架构初步调整完毕，任期制之后，王战继续向下推行轮调制度。

王战彼世读史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思考，同样的情况自己如何处理，读到唐宋历史的时候就曾经翻来覆去的思考过如何避免二朝各自的弊病，既要国富兵强，又要避免藩镇，今日宣布的体制架构与律法制度便是一直以来思考的结果。

大曌的官是流官，到了任期即走，吏则并非流吏，而是坐地户：就算朝廷规定了吏员三年一考、九年三考，考满便调至异地任用，但实际上，许多吏员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身实务本领，父亲调走了，儿子同样为吏，如此世代为吏，在地方上成了一户户吏员世家，且互相勾结、彼此庇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户部的小吏，这些在户部承担几乎所有数算统计等实务的小吏，几乎全是绍兴人，世世代代。

王战现在推行的新制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一则避免吏员长期原地不动甚至世袭，与地方士绅商贾勾结形成山头势力，为祸乡里，架空县令，致使国朝政令难行；二则避免军中某些人在一地长久经营做大、形成藩镇。

至于军队也实行轮调制，会不会像宋朝那样因为将不知兵、兵不识将而影响战斗力，王战相信不会：像自己这样的标准化训练，士兵战斗力的生成完全不依赖于某个名将，任何一部分士兵配合任何一个调任的将领，都能打一样的仗，何况还有宣导官的思想教育，战力只会高、不会低。

“圣上，频繁异地轮调，小吏之家人、家业、田产如何照看？须知小吏多为本乡本土之人，世代在一地生息，其优点便是熟悉一地民生事务，贸然轮调，此法恐有碍民生啊。”皇帝话音方落，新任北都察院总宪、左都御史袁可立出班启奏，说话间面色有些凝重。

在他看来，吏员收入微薄，若像所有官员一样轮调，经常异地搬家，恐怕会大大的损害吏员的家境。只不过他通过邸报和孙承宗对皇帝也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加上刚才所见皇帝论断之严密，所以不自觉的开始相信皇帝定有安排，是以出言并不激烈，表现出的更多是担忧。

“袁爱卿所虑有理。大曌县令以上的官员自有府衙居住，小吏却不行，三年一搬家确实是负担，所以朕打算在所有府县建立公廨。”王战认为袁可立的担忧是对的，因为他之前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推出轮调制之前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

“每个地方，按照官员吏员定额，建立公廨，为所有官吏及其家小居提供住所，也免得许多低层小吏在轮调之后长期与家人分离，不能得享天伦。这公廨只能是在职官吏及其家人居住，不在其职者不得居住，如告老荣休者，官府则收回公廨，避免有人长年甚至世代占据。若全家皆去任职之地，祖业田产可自行出租，也可由官府代为出租。”

“此法实行过程中，如果有什么缺漏，总结出来、改进完善就是了。总之大家要牢记一点，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就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缺陷就什么都不做、干脆否决。就以轮调小吏来说，若不轮调，小吏子承父业、世代生根，盘根错节，县令却是流官，三年即走，加之国朝的县令只知四书五经，完全不通实务，事事皆受小吏蒙骗甚至挟制，小吏欺上瞒下，无官员之名却有官员之实，以朝廷之名滥加税赋徭役，鱼肉乡里，如此，当地百姓怎能不苦？便是县令亦受其坑害。爱卿以为然否？”

王战对欲推行之策早已胸有成竹，此时说来十分自然，利弊阐明，问题有解。

听了皇帝的回答，袁可立有些惊讶，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孙承宗所说的“天降圣人”。但又总觉得就这样定了似乎有些草率，恐怕会有漏洞，可是眼前对于皇帝所说的又不能立刻挑出漏洞，一时便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黄立极等大臣虽已经见惯了皇帝的种种奇异，也照样还是有些惊讶：吏员公廨？皇帝这是将每一件事的前前后后都考虑好了吗？竟然将这等微末小吏的生计细节都考虑到了。

就在此时，户部尚书郭允厚跳了出来：“圣上，圣上扩大言官队伍，在全国道、府、县设立各部寺对应的司局，官吏数量将会大增，恐怕比现有官员数量翻上数倍不止，至少数倍的俸禄，加上这巨量的公廨，将会是一笔极大的花费，恐朝廷岁入难以支撑，还请圣上三思。”

说完，郭允厚深施一礼。

他说的没错，大曌正式领俸禄的官员，也就是有编制的，在知县以下只有三人：县丞，主簿，典史。也就是说，大曌一千三百多个县，算上知县，只有五千多领朝廷俸禄的。至于与六部对应的县衙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员，以及什么仓大使、库大使、冶铁大使、河泊大使之类的，都是不由朝廷发放俸禄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大曌的一个弊端：没有中枢财政。现在皇帝这样一改，各部将对应的司局设到府县，还要设乡，且所有吏员都由朝廷发放俸禄，粗略估算，就算只新招一部分，将原有的六房吏员都转移过去，有编制、领朝廷俸禄的也还是要多上七八万甚至十多万，与原来比起来，确实十分惊人。

其他人闻听郭允厚所言也都是大皱眉头，这确实是令朝廷支出剧增，而他们习惯性的对朝廷支出增加感到排斥，虽然前面已经听皇帝说了那么多。

“嗯。。。。。。有何难以支撑？”王战淡淡地看着哭穷的户部尚书，轻叹一声，心中着实是比较失望，“且不说朕已经算清了田赋的帐，就说当年的陈幼学，兴修水利，疏浚河渠，开垦荒地，栽桑种榆，令府库充实，赈济几十万灾民，尚且能修建公廨供所有吏员居住，一介县令在一县能如此，其他县令知府如何不能？朕厘清权责，各部寺从此权责清晰，再难推诿扯皮，上下一条线如臂使指，朝廷治政之效率将更胜张居正之时，朝廷如何便不能？难道都不如一个县令陈幼学？”

“。。。。。。”

听了皇帝的回答，尤其是皇帝举出的陈幼学，郭允厚心中发苦、嘴上讷讷。同样是县令，能被人记住的很少，陈幼学这个县令则非常有名，因为他确实像皇帝说的那样，积极主动，政绩惊人。

一个县令都能领着当地百姓治水开荒，迅速令一个饿殍遍地的穷县变成一个桑榆遍地、灌渠纵横、良田数千顷的富裕县，连赈灾都不求助上官，所有灾民流民全部就地得到安置，朝廷不行？郭允厚只能讷讷，他又不能说“那田赋是想收就能收上来的吗”？那等于是自承无能。

看着为难愁苦的郭允厚，看着凝眉的诸大臣们，王战决定再加点分量：“十几天前，袁崇焕他们进京的时候朕就说过文武并重。朕已经在万岁山草创了华夏陆军学院，朕接下来还要建立一所华夏民政学院，培养具备实务能力、真正能造福百姓的官员。眼前嘛，首先就要先对现有的国子监学生、州县官员进行培训，先把丈量田亩、税赋计算学会，免得他们像呆头鹅一般，除了吟诗作赋，什么民生实务都不会处理，处处被那些奸猾胥吏、地方士绅拿捏。他们是朕的官员、是朝廷命官，不是那些混账的走狗。要打要杀，也得是朕，他们凭什么拿捏欺辱？他们拿朕的惩罚吓唬朕那些收不上田赋的臣子，收不上田赋的原因却就在他们身上，他们简直是该死！县令收不上来田赋，罪该万死的就是他们！”

前面还好，说着说着，王战最后的话明显透出了怒意。

面对皇帝明显的怒意，下面的群臣心中却少见的没感到紧张，反倒升起了些温暖：皇帝最后怒气冲冲甚至透出些杀意的话，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护犊子”，是对于县令遭到架空挟制这样的欺辱感到愤怒，愤怒背后显然就是爱护、是将来必然的撑腰。

“每个地方，按照官员吏员定额，建立公廨，为所有官吏及其家小居提供住所，也免得许多低层小吏在轮调之后长期与家人分离，不能得享天伦。这公廨只能是在职官吏及其家人居住，不在其职者不得居住，如告老荣休者，官府则收回公廨，避免有人长年甚至世代占据。若全家皆去任职之地，祖业田产可自行出租，也可由官府代为出租。”

“此法实行过程中，如果有什么缺漏，总结出来、改进完善就是了。总之大家要牢记一点，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就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缺陷就什么都不做、干脆否决。就以轮调小吏来说，若不轮调，小吏子承父业、世代生根，盘根错节，县令却是流官，三年即走，加之国朝的县令只知四书五经，完全不通实务，事事皆受小吏蒙骗甚至挟制，小吏欺上瞒下，无官员之名却有官员之实，以朝廷之名滥加税赋徭役，鱼肉乡里，如此，当地百姓怎能不苦？便是县令亦受其坑害。爱卿以为然否？”

王战对欲推行之策早已胸有成竹，此时说来十分自然，利弊阐明，问题有解。

听了皇帝的回答，袁可立有些惊讶，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孙承宗所说的“天降圣人”。但又总觉得就这样定了似乎有些草率，恐怕会有漏洞，可是眼前对于皇帝所说的又不能立刻挑出漏洞，一时便不知该再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