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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掐脖子（第1页）

新兴国家古雅典的崛起震惊了老牌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在竞争中产生了摩擦，接着是对抗，最后是冲突。当新兴大国崛起后，必定挑战原有霸主，原有霸主也必将回应其威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一战”前，新兴国家美国迅速崛起，逐步威胁老牌国家英国的霸主地位，英国必定要打压美国，特别是在核心技术领域，英国一定会掐住美国的脖子，通过经济、贸易、政治、技术封锁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以便保持自己第一的位置，阻止美国实现反超。

翻开历史的故纸堆，美国的反超已经是现实，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美国是如何破解英国“掐脖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呢？

让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慢慢揭晓问题的答案。

波兰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WladyslawSzilman）从小就显露了过人的天赋，一首曲子只要读一遍就能完美地弹奏出来。就是这样一位天才钢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因犹太人的身份，生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亲朋好友相继被送往集中营后，他无奈地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饥肠辘辘和死亡的阴影时刻相伴……

生存，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内心最真实、最基本的追求。席皮尔曼是电影《钢琴家》的原型，电影的火爆，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向往。

个人在历史中就像一粒尘埃，只能跟随历史的巨浪跌宕起伏。战争不会考虑个人是否有稳定的住所，是否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更不会考虑科学家是否有优越的综合环境……一切都被战争的机器粉碎。

在远离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另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离战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着科学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的科学家，这里拥有世界顶尖的科研环境和团队，正所谓惺惺相惜，志趣相投的人总想在一起。美国长期而有效的移民制度，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策略，为其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和支持，知识移民蠢蠢欲动。

其实，为了生存，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为了更好的追求，每次战争都有很多科学家像席皮尔曼一样，从战乱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和平的国家和地区。

管中窥豹，下面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说明知识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科技进步，从而促使新技术革命在美国如日中天。

1921年，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系主任密立根到欧洲参加会议，积极邀请欧洲相关方面的顶级专家加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全职老师。一边是刀山火海，一边是繁花似锦，每个理性人都会做出效用最大的选择。奥地利数学家、物理学家保罗·埃伦费斯特同意到加州开展一年的讲学活动，在欧洲享有盛誉的量子物理学家保罗·爱泼斯坦同意赴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教授。

爱泼斯坦之所以同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森严的学术等级制度和限制犹太人进入院系深造的名额。而来到美国，开放、自由的环境让爱泼斯坦的科研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在爱泼斯坦之前，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特曼已经成了学院的数学、理论物理系和航空学教授。

不久之后，一大批欧洲顶级专家，诸如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HendrikAntoonLorentz）、剑桥大学物理学家乔治·高尔顿·达尔文、慕尼黑大学的索末菲、莱顿大学的埃伦菲斯特、埃尔温·薛定谔、尼尔斯·玻尔、保罗·朗之万……甚至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都以类似的形式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研。据统计，1933年至1940年大约有百名物理学家从德国迁至美国。[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载体。人力是一种资本，而科学家掌握着更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力资本。科学家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科学技术的转移。

20世纪初，美国有了新精炼法、热风炉炼钢法、科特搅炼法和酸性转炉炼钢法等，这些技术使美国的钢铁产量大幅增长，1915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3000万吨。钢铁产业属于重工业，处于产业链中端，它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建筑、交通运输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纺纱、采矿、冶炼、铁路和水路交通等部门，都是在移民带来的技术和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海外移民必将带来技术的更新、资本的流入和市场的扩张。据统计，美国因移民形成的附加资本积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至20%。[4]

新兴市场国家最初必然是模仿型创新，即学习发达国家先进产业、先进生产模式，一旦模仿潜力走到了尽头，就必须培养独立的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如果不能突破创新的关口，经济增长就会陷入长时间的停滞。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从蒸汽机到电动机的转换，第二次工业革命恰恰就发生在美国。国外科学家的到来，只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本国科技人才的自强不息才是促进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

——首先，美国向德国学习技术。英国想阻碍美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在核心技术领域对其封锁，希望通过“掐脖子”的战术实现打压美国的目标。而在欧洲，德国也想争夺英国的殖民地和霸主地位，二者的矛盾越来越不能调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如此，非世界第一的德国和美国便自动站在了一起，美国选择向德国学习。

19世纪德国爆发了学术革命，德国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影响世界。19世纪60年代，美国有1000余人在德国大学注册学习，到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2000人。这些人在学术自由、提倡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大学中求学、任教，将学术氛围带回美国。与此同时，诸如德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希伯（FrancisCieber）等各界学者纷纷到美国任教，传播高等教育思想。德国的教育思想为美国高等教育带去了生机和活力，推动了美国高校的发展。

——其次，美国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吸收、引进，再创新，是破解“掐脖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教育上，美国学习德国，于1876年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崛起只是美国大学兴起的冰山一角，20世纪初，美国大学普遍邀请欧洲顶尖专家赴美任教、讲学，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空白和科研短板。

随着科学家的到来，一大批诸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诺曼·布里奇物理实验室、威尔逊山天文观测台、习明纳研讨会等顶级科研平台相继建立，实现了美国实验室的本土化。

截至1914年，美国工业试验室和研究所已有365个，科研人员的总数达到近万人，雄厚的人才基础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此后，一大批前沿性科研成果涌现：密立根获得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6年，加州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卡尔·安德逊（CarlAnderson）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此同时，实验室成立的外部经济效应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被吸引加入平台……

——再次，美国人钟爱发明创造。舶来品没有核心竞争力，为了破解“掐脖子”的困境，必须自主创新。美国引进技术后，并没有停留，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再次发明和创新。

据美国专利局记载，1850年至1860年，美国政府颁发的专利有2。52万项，1880年至1900年，专利数每年保持在15000至25000个。[5]

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热爱发明，机械师在车间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就像听到美妙的交响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本土涌现出爱迪生、贝尔、亨利·福特、莱特兄弟等一批发明家。

正如列宁所言：“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国家中间占第一位。”

众所周知，从发明到应用，需要跨越巨大的鸿沟，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一旦出现技术创新，会立即投入到现实的应用场景中。从发明到应用，美国表现出惊人的效率。

——最后，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包括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诸多研究型大学，在初创期缺少经验和资金。“一战”期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通过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动与政府合作，研究军事技术，为美国争取到了极大的科研利益，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资金。“一战”后，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官方机构的代表，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仅在1939年到1940年这一年，美国10所研究型大学就从联邦政府手中获得超过900万元的科研经费。

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支持方向有两个：一是美国国防部主张的应用型研究；二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张的基础研究。尽管在1930年至194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应用研究投入的经费是基础研究的数倍，直到1950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才强调基础研究，比重也逐渐上升。美国联邦政府不仅给予经费支持，还实现了研究方向的平衡与把控。

1924年至1929年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通过引进人才，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力度，注重自主创新，实现了技术的升级、经济的腾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引领潮流，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达到了巅峰。

从1870年到1913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3倍，法国增长了1。9倍，而美国增长了8。1倍。1924年美国用电量达到650亿千瓦，占全世界用电量的50%，电力工业跃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的产业已经进入了狂欢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