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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作品：共和国十大将军传——徐海东

作者：于景森　等

内容简介：

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正文

说明《徐海东传》一书在网上搜寻不到，十分遗憾。

本书包括徐海东：《生平自述》、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将徐海东》以及从共和国将帅园下载的资料。

徐海东（1900。6。17—1970。3。2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原名徐元清。曾读过私塾，当过11年窑工。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25年初到武昌，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领全排冲垮敌4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支部，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受挫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1929年领导夏区的“年关暴动”。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在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残酷“清剿”的严重形势下，同留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留下来的部队，重建第25军，任副军长兼74师师长。和军长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鄂东北、皖西游击战中，善于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石门口等战斗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部队，使被摧残的苏区部分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年5月，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情况，命令25军围攻敌坚固设防的七里坪。徐海东不同意进行这种阵地决战，主张撤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政治动摇”，遭到打击。后红25军在围攻七里坪和中心区保卫战中受到严重挫折，减员过半。9月，部队又被国民党军分割在皖西北与鄂东北两地，他率一支小部队与部分勤杂人员，与皖西省委领导下的一部分地方武装会合，10月组建成第28军，任军长。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并夺取敌人物资，使战士吃饱穿暖，逐步摆脱被动局面。1934年3月指挥葛藤山战斗，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从侧后夹击敌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两个团，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皖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4月，率红28军与坚持在鄂东北的红25军一部会合，重编红25军，任军长。与政治委员吴焕先一起，指挥所部连续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干部和战士。

1934年11月，红25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时，他改任副军长。协助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个月后进入陕南，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坚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使全军从战略的劣势中形成战役战斗的优势，向省委提出“先（拖）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指挥部队出奇制胜，调动和拖住了10倍于己之敌，取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攻”和3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计划。1935年7月，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积极主张接应，参与制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明确提出，即使红25军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要保证中央顺利北上。随即率部西进甘肃，袭击天水，进占秦安，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有力地策应了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北上的行动。期间吴焕先牺牲，他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9月初改任军长。不久，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与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等一起指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采取“围点打援”战法，歼国民党军第67军110师3000余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他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安事变时，曾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1938年6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在革命战争中先后9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病中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

“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郑州。著有《生平自述》（1982）等回忆录。

徐海东：《生平自述》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1940年开始休养直到1970年逝世，30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1960年主持编写红25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1982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1950、1960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01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11年的长工，长到18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1）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P11）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P11）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2）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3）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4）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1935年红25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P40）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1933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5）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P123）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19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02　等级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1926年4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P14）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1933年2月下旬，徐升任红25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P27）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6）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1942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7）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1951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8）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9）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