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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秦对天下人是如此的苦，却又为什么还维持了如此之久呢？

翻阅历史的记载，可以发现，秦朝治下的人民也即黔首，直白翻译过来就是黑脑袋瓜儿或曰黑头，并没有深刻到骨髓里的受虐倾向。但是，他们依然对给他们带来苦的暴秦忍受了那么久，直到短工陈涉，在被抓壮丁发配途中面临失期当斩的生死关头，才终于破身而出，发动了那场著名的起义。

司马大哥在《秦始皇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中，引用贾谊的话作收煞，其中曾经提到陈短工的举事：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于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变异，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上述文字，同时也出现在为后来称王的陈短工所记世家的尾部，足见太史哥对贾先生话的相当认同。所谓瓮牖绳枢，说的是陈短工的家境，穷到破瓮当窗户，绳子拴门户。看来贾先生对家庭出身的影响，是持保留态度的，而太史哥对此当然并无异议。而后边明确提到的才能不及中人，更是对陈短工智商的判断性表述。如此引用，也令人看出太史哥将陈短工之事迹列入世家，固然足够警世，却远非后世所以为的一味褒扬。

贾先生说了，陈短工的方方面面，比起始皇帝灭掉的列国，几乎一无是处，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但他却作为发难，导致了秦皇天下的覆亡；而列国之于陈短工而言，尽管几无不是处，然终究为秦皇所剿灭。历史的确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历史未必不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譬如贾先生的话，就或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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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2）

其实，秦始皇帝对列国的剿灭，大约不仅仅是秦的国家选择，同时也是其他被剿灭或曰统一掉的国家的选择。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譬如所谓合纵连横云云，乃是国家首长也即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无论鄙与不鄙，其实是首长们对自己生活的自主安排，所以国家在他们手里，往往是个人境遇的某个指标，为了某些利益，也是无妨割地置换些什么的，一如那块和氏璧，可以与十五座城池——包括土地和人民——等值。仿此换算，则几块这样品级的漂亮石头，就抵得上一个幅员不算小的国家了。而为了国家首长的心情安否，纳地称臣也并非什么个案，这却不能仅仅追究始皇帝的什么贪鄙之心，那些被始皇帝所贪鄙的国家首长们，未必便没有贪鄙之心，不同的只在贪鄙的心思在哪里而已。

而陈短工的发难——其实他自己未必以为就是发难——则是小民被动的无奈，甚至连生存还是死亡都及不上，无非是彼死亡与此死亡之间怎么个死法（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的问题，这恐怕算不得是选择，起码与首鼠于合纵or连横的国家首长们相比，真的是不可同年而语。他的所谓对抗暴秦，发难固然发难，举大计固然举大计，但也的确是死路当前无可选择的惟一去路。如果说那些国家首长们的选择还可以说成是历史潮流的话，陈短工们的无奈去路，则只好是历史潮流之下的迫不得已罢了。

而秦始皇帝对列国的剿灭，按照贾先生的说法，是：

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宙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其实是说，秦始皇帝是以严酷而得天下的，所谓铁蹄践踏，纵横天下，鞭子一抽你就得拉。然而铁蹄的践踏可以得到天下，却未必足以保有天下。所以贾先生又说：

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看来秦的暴虐，果然是不适合坐天下的。不见吗，仅在构筑阿房宫时征调的隐宫也即宫刑徒刑者就达七十余万。而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具体数字，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的暴虐，如何不引发天下怨望。然而，就是这暴虐，却依然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也即久矣。

当然，赢政在位不过三十七年，加上二世胡亥的三年，仅仅四十年而已。如果再细致划分，嬴政九年（前238年）亲政，而初并天下，真正称为始皇帝，乃是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病死沙丘平台又是在尚未足年的七月，而陈短工的揭竿而起原是在二世元年（前209年）——不过，所谓的天下苦秦，似乎是不可以如此计算起始的，起码在嬴政之成为始皇帝之前，天下未必不曾苦秦。

当然，对这不够纯粹的至多区区四十年，历史学家会不屑地说，犹如短短一瞬，听上去竟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话的意思，在摆弄历史的算学概念上或许不错，但对于一个黑脑袋瓜儿黔首百姓的切实生活而言，历史的长河云云之于他们的个体生命，根本是不搭界的事，所以四十年甚至更短的十几二十年，也是需要他们一天天挨的，所以已经足够漫长，或者说足够久矣。

翻阅自初并天下至二世登基的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在陈短工举事之前，始皇帝制下，竟然没有一次成规模的反抗，所见至多不过零星的暗杀活动。譬如二十九年东游时，于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对照留侯的世家，此次行刺应当是张良为韩复仇，与刺客用百二十斤大铁椎潜伏狙击，却因情报不确，误中了扈从的副车。据说顶替皇帝被砸死的，是皇帝两个妃子。

另外一次则是三十一年十二月，皇帝微服夜行咸阳，在兰池宫与盗遭遇，随行武士尽管只有四人，但身手可想而知地了得，自然击杀了对手。但此次的遭遇，尽管有后人以为也是张良之属的六国遗臣，但大约未必如张良那样的计划行事，更可能是误打误撞，恐怕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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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3）

因为张良二十九年的行刺，乃是在皇帝正式出游的途中，预谋的潜伏是可能通过相应的侦缉手段做到的；而这一次的微服夜行，或许是皇上改腊为嘉平之后，赏赐黔首米羊之时的与民同乐，但终究属于兴之所致，行踪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两次行动都导致皇帝下令大索，但博狼沙事件乃是大索于天下，与此次的大索关中相比，足可见出皇帝所以为的事态严峻之不同。而之所以大索，也可见出刺客的余孽尚存，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尽管属于游侠之类的精英所为，但却远不及陈短工吴伴当后来的乌合壮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反抗的代表性。换句话说，即便留侯和刺客的百二十斤大铁椎，比起陈吴们所斩的木头所揭的竿子，更具备武器的精致杀伤力，但其对国家政权的摧毁力度，却远不及木头和竿子们的呼唤效应，终于是小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