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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右派分子杭方越，在革命群众眼里是死老虎，扔在浙南龙泉山中烧窑，眼不见为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那怪谁？这是个命既大而又苦的人，从小颠沛流离，日本佬枪炮下几次死里逃生，绝处总有贵人相助。自幼受了杭家人熏陶，就成了一个不太有政治头脑的憨子。既然憨了，就憨到底吧，却又到底还有血缘里的那份聪明，一大半用在业务上了，一小半张开眼睛东张西望，就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上。在美院学的工艺美术这一行，刚刚工作，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提了条意见，说解放后人民生活不注意审美趣味，烧的一些瓷器过于粗糙，还不如明清时期的一些民窑瓷器精致，结果一总结，变成新中国的共产党还不如三百年前的皇帝会当领导，这还了得？又加生父为汉奸，生母在美国，他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发配浙南山中——你不是那么关心烧窑吗，我就让你烧它一个够！

好在方越跟着忘忧在山里也呆了那么些年，也还吃得起苦。再加从小就跟着无果师父烧过窑，大学里学的又是工艺美术，龙泉又是中国古代名窑哥窑弟窑的发祥地，杭方越在那里倒也是歪打正着。

这一去，就好像回不来了。哥窑弟窑的烧制法，已经失传了几百年，方越和同事们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前几年相继破秘。山中一住十年，虽然户口还在杭州，但老婆孩子却都是当地农民。山里人倒也不曾对他白眼相加，他也算是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可怜终究是个倒霉人儿，屋漏偏逢连日雨，老婆带着儿子上山劳作，竟被毒蛇所咬，来不及抢救，死了。方越痛苦了一番，想想忘忧哥一生未娶，在天目山做了守林人，不是也过了半辈子，这才活过心来，只是儿子杭窑太小，他一个人带不过来。正发愁呢，得茶来信，说他的养母茶女可以带杭窑，于是便跟了去。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就在山里扎下根，继续恢复对龙泉窑烧制的课题研究。这次来杭，就是汇报这方面的进展。没想到一进机关大院就被拿下，临时套了顶高帽子就上了街。

游斗正酣，突然红卫兵们就散了，说是灵隐寺那边有行动，需要人力支援，他们把牛鬼蛇神扔在路灯初亮的十字街头就不管了。杭方越在山里时间太长，本机关有许多造反派竟然都不认识他，赶着牛鬼蛇神往回走，就把他给落下了。方越运动过得多，也有些老油条了，再说刚进城里，还不明此次红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傻乎乎地提着个帽子正四下里观看呢，一眼就看到了养父嘉和与二哥杭汉。

杭汉一把抓过他手里的帽子，快步往前走着，边走边说：“走得理直气壮一点，就当我们是造反派，专门去游人家街的。”亏他回到杭州才半天，就已经开始学会斗争了。

嘉和却问：“越儿，你怎么改名叫周树杰了？”

方越被这二位挟着走，边走边埋怨着：“我跟他们讲了我不叫周树杰，我叫杭方越。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非把周树杰的帽子给我戴上了。周树杰是我们厅的领导，那年我的右派还是他定的，怎么我就成了他。我再回头看，他就排在我身后，戴着我的高帽子呢。我想换回来，红卫兵也不让。他们都不理我，当没听见。”

方越好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东张西望，突然站住，指着街对面一家店说：“这不是奎元馆吗？我一天没吃饭了。”

杭嘉和想，亏他这种性情，随遇而安，想得开，这十年才活得下来，换一个人试试？又想，也不知方越这孩子多久没吃过杭州城里的面了，这么想着，接过了那顶帽子，说：“走，吃虾爆鳝面去。”

他把高帽子随手放到门口，三人就进了面馆。这奎元馆的面，也是几十年的好名声了。革命，革命，总算还未把虾爆鳝面革掉。嘉和要了三碗，又对伙计说：“三碗都过桥。”伙计走开时，嘉和对方越、杭汉二人笑笑说：“今日越儿是辛苦了，汉儿又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请你们客，过桥。”

过桥面，或是杭州人的一种特殊的面条吃法，就是把面条上的料加足了另置在小盘中，用来下酒。嘉和要了过桥面，就是要请他们二位喝酒了。果然嘉和又点了一瓶加饭，说：“下次专门吃过，今日意思意思。”

杭汉虽和大伯几年不见，但他是最懂这老人心事的，喉咙就噎着，说不出话来，三人就先干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他几次举著也难以下咽。他是不胜酒的，此时却陪着伯父一杯一杯喝。方越饿了一天，自顾填肚子，呼嗜呼嗜吞着面条，却问：“二哥，非洲比这里热吧，茶叶可生得好？”

杭汉一下子就想起了非洲，才离开了两三天，却恍如隔世。他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词的人，但这时却强打精神，自己宽自己的心，说出的话倒像是首诗：“非洲怎么不热，一年到头都可采茶，每个月都可见茶花发，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在苗圃里插下茶穗，一年就有一米可长。到了雨季，茶叶就越发可看。茶园周围，那是一片片的火焰树，高高大大的，比街上游行的红旗还红。火焰树旁边，芒果树挂满了浅黄色的果实。香蕉的叶子，比门窗还大，一串串的香蕉，就挂在中间，就像一串串的眉月。还有一大球一大球的菠萝，像士兵一样，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立在茶园旁边正说到这里，”突听一声吼：“周树杰！周树杰！谁是周树杰！”

只见一个服务员拎着那高帽子走进店堂，猛的一声吼，那三人顿时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看着杭汉的脸就刷的一下白了，方越突然就站了起来，却看见嘉和坐着，朝他笑了一笑。突然，方越就感到了一阵轻松，就像那年从深山里出来时第一次到杭家见到他一样。义父那没有了小手指的左手朝他挥了挥，他就重新坐了下来。那服务员却走了过来，警惕地问道：“谁是周树杰！”

嘉和却问：“请问，厕所在哪里？”

服务员用手指了一指，拎着高帽子回灶间去了。嘉和咧了咧嘴，说：“再往下说——”

“说什么？”

“说你的非洲啊”

“哄哄，非洲，非洲的茶园旁边，还开满了合欢花。茶不是喜欢阳崖阴林吗？这些合欢花一束束地开着粉红的花，就是阴林。茶树上面成群地飞舞着长尾巴的金色鸟儿。我们的茶，在它们眼里，就是最美好的东方伙伴。懊，我差点忘了说，还有面包树，猴子最喜欢吃那东西。仙人掌长得比人还高，它开的花，那才叫好看呢，非洲啊……”

杭汉突然停著不言了，看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的眼睛都已经是红红的了，自己的眼眶就一热，哺哺自语：“非洲……非洲……”

“被你那么一说，我真想去一趟非洲啊……”嘉和说，和两个晚辈碰了碰杯，一饮而尽。两个晚辈却停著望着他——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崇敬的神色。这是大难临头时的成年男子对德高望重之辈的依赖。杭汉一口气干下了这杯酒，就着眼泪，说：“伯父，吃了饭，我想到父亲家里走一趟。”

杭嘉平被封在院子里，既进不了他的屋门，又出不了他的院门——红卫兵可真能革命，拿大字报把他家的院子大门和屋门都糊了起来。好在七斗八斗一阵，皮肉吃点苦头，还未伤筋动骨，也许是看在得放的面上，还没拉他去游街，只是乱七八糟掳了一些东西，一声号令，就撤了。

八月份之前，嘉平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要抓党内走资派，他想，这又何乐而不为。反正他也不是党员。有些党员干部，早就该这么冲击一下，头脑清醒清醒了。五七年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意见，还没怎么触及灵魂呢，就被一棒子打下去了，他算是侥幸过关，当时吴觉农先生也在政协，关键时刻保了他。不过他也没有少检查，想起那时候他杭嘉平竟然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之时，事后他汗毛都会竖起来。他想这还是他吗？还是那个搞工团主义、去苏联留学、参加过北伐的杭家二公子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唱反调了。不用他唱，因为毛主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毛主席还是伟大啊，他不会因为五七年大鸣大放之后就对党内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这次他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他依靠青年学生，依靠工农兵群众。群众和知识分子风格是不同的，群众什么也不怕，他们不但要触及人的灵魂，还要触及人的皮肉。从前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下确实有他们的好看了。群众的怒火不是无缘无故就那么点起来的，他乐观地想。

要抓走资派，难免他们这些无党派人士也会吃点误伤，围攻起来一起批斗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杭嘉平私下里愿意承受这种磨难。他想，要党改正错误，看来也只有这样猛烈地冲击一下了。谁知过了八月，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发表，工作组联络组一撤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把军帽那么一挥，一切就迅猛地走向了极端。杭嘉平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趋于极端的人，年纪虽大，思想依然容易偏激。即使是他这么一个人，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也已经走向了不理解。运动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大，党内党外、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谁挨上运动的边就谁倒霉。最后弄到传统也不要了，学校也停课了，工厂也不上工了，街上出现造反派，所有的社会秩序、公德、规范、习俗，全都翻了个底朝天。到了这个地步，杭嘉平不得不想想，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而他自己，也正在面临着什么了！

杭嘉平最痛心的是他的得放。他没想到首先带着红卫兵来抄家的，会是他的最得意的孙子。当他和一群黄毛小子黄毛丫头站在他面前，要他交出反动证据时，他吃惊地摊着手说：“我哪有什么反动证据！我革命都革命不过来呢，你们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啊！”

孙子冷笑一声，说：“你当我们革命小将是瞎子？这半个月来，你每天早上在厕所里塞什么东西？”

杭嘉平惊得背上的汗刷地流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是在销毁一些信件。办法也独特，先拿脸盆把信件泡软了，第二天一早倒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他爱写信，自然回信也多，但五七年之后，他写的多是应酬之作，还参加了诗词学会，也无非是风花雪月加三面红旗罢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充满了遗老的头巾气。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他还是不敢留下，统统消灭在下水道里。有几回马桶被塞住了，他就让孙子来帮他通。他虽然没跟孙子说厕所为什么会堵，但也没有想过要隐瞒。没想到孙子就那么出卖了他。孙子竟然能从厕所里拣出一批信，那是黄娜从英国寄来的。孙子大声地叫道：“老实交代，你是怎样里通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