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行脸一红,“嘿嘿”笑了两声,吞吞吐吐地说:“50年秋天在重庆和刘华清一起举行的婚礼。她是二野军大第一期学员,叫王雅琴,比我小16岁呢。”
陈赓乐了,“好嘛!好饭不怕晚!你快40岁才讨老婆,还能找个老太婆?听说挺漂亮?干什么工作?”
徐立行说:“在校部当打字员。”
陈赓说:“赶快调来!我们正缺打字员呢。”他对坐在一旁的沈清波说:“老弟呀,你记着,明天上街找找打字机行,挑选个合适的打字机,没那个玩意儿咱们没法子办公呀!”
徐立行喝完水,把这次奉陈赓之命,到哈尔滨调查的情况扼要汇报一遍。
徐立行带着助手肖连山和沈清波,持中央军委的介绍信于5月上旬抵达哈尔滨,松江省军事部江部长负责接待,并陪同徐立行一行选择建院地址。先看柞树林,后去沙曼屯,徐立行都认为不合适,最后来到文庙街。这里虽然立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五六栋小楼,但基本上是一片空旷的荒野,离火车站也不算远,徐立行看中了这片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侧面打听一下,哈尔滨医科大学领导不愿意离开文庙街。
徐立行刚汇报到这里,沈清波插话说:“东北卫生部卢副部长已来北京,住在天坛那边。”
陈赓拧着眉头,用大蒲扇点点沈清波:“老弟,你等一会儿要个电话,告诉卢副部长,请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务院打官司去!”
原来陈赓认识这位卢副部长。既然政务院已把哈尔滨医科大学搬迁新址的指示下达到东北人民政府,卢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工作?
陈赓的火气开始上升,他喘着粗气,问徐立行:“你们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干什么呆那么长时间?”
徐立行说:“选好校址,又起草报告,送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他们让我们等批复,可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回话,我去沈阳催过两次,就是迟迟不答复。”
陈赓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朝着沈清波说:“老弟,再去给我要个长途电话,我要找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讲话。”
沈清波到外屋要通了电话,请陈赓来接。
陈赓抓起电话,嗓门挺高:“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一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再不给要闹出个国际问题啦!苏联专家很快要来看,你跟你们的高主席说,就说是我陈赓讲的!”
电话那头的贺晋年很客气,陈赓听完电话时,气已消了大半。
听完徐立行的汇报,陈赓把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和“三边并举”的方针又简要讲了一遍,他要徐立行先做两件事,一是落实筹备处办公地点,二是准备接待苏联顾问。“就这么分工吧,你在北京给我管全面工作,等李懋之来了,让他跟我跑腿,张文峰去哈尔滨打前站,张衍在重庆断后,调工作人员,要越快越好!”陈赓说完,打电话要车,送徐立行去招待所休息。
夜深了,胡同口卖小吃的小贩子们也无心吆喝了,古城慢慢安静下来。
傅涯打来洗脸水,看陈赓还在汗流浃背地忙活着,心痛地说:“从前线回来没几天,又忙得吃不好、睡不好,工作也不是一天干得完的,你这么拼命怎么行呢?”
陈赓说:“按军委的计划,明年秋天要开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建起一座大学,不争分夺秒不行呀!我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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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三边并举” 灵镜胡同调兵遣将(5)
7月11日,军委电话通知陈赓,毛泽东主席刚刚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任命书将由机要参谋送到灵镜胡同。
到8月底,陈赓身边有了三位得力的助手,也是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即徐立行、李懋之、张述祖,他们走马上任,让陈赓松了口气。此外,在陈赓身边的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二高步校的傅德林、王秉衡、许鸣真等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干部,有军务处长黄景文和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舒君等;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两位副主任胡翔九和张述祖等。30多名工作人员在短时间集中到灵镜胡同10号,每天出出进进,使这条原本清静的小街热闹起来了。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他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在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新中国不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一边倒”,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的道理,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座军事工程技术学府的时候,中国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
1952年6月3日,在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回国的同时,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粟裕代为草拟周恩来总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函件,当日,周恩来审批签发。为了成立一所大学,由国家总理亲自写信向友邦求援,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是惟一的函件。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五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第一期计划三年毕业,待取得教学经验和各方条件具备后,再酌量延长至每期五年毕业。
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谢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
周恩来的信通过信使队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外交渠道再送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元帅的办公室。显然,在斯大林享有绝对权威的苏联,布尔加宁不可能直接回复中国总理的要求,于是,周恩来的信很快被送到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公认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宽大结实的橡木办公桌上。
客观地说,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国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尽管在潜意识中,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但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山地与美军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北进的强大炮火,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东翼的安全,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这一点又使斯大林深为感动。斯大林认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太过羸弱,如不改变落后的工业和国防,仅凭其充足的人力是难以抗衡美、日及韩国、中国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改善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利益的。通过派往朝鲜军事顾问的汇报,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中国军队极其缺乏有文化素质的青年,特别是掌握军事技术的文化青年。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议,原由正在于此。所以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信颇为重视,而且很快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