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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和愚昧中，是无法植根的。

另一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李渔，可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此公是特别钟情女性的。所以他从创作这个角度，发表议论：“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处，不知言之太过，反成惨毒。文字不可太过，于此可见。”

愚昧和残暴是一对孪生子，只要有愚昧，就有非人的暴行。时至二十世纪末的文明世界，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的种种恶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难道就会完全绝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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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和衣带诏（1）

在《三国演义》里，汉献帝是一个当得不很开心的皇帝。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催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结果，是曹操掌握得牢牢的绝对是被摆布的一个傀儡。

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被曹操挟制得喘不过大气来，就策划一次反曹的行动。但他实在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谁可靠，谁不可靠。就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不好公开交给他，藏在衣带里，连衣服一块赐给他，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地下秘密串连，组织力量，举事起义，推翻曹操。后来未能成功，被曹操的特务系统发现，于是，杀了许多人，汉献帝更加不自由了。

在历史上，这种失去皇冠的帝王，重新坐回到他的龙椅上，叫做复辟。有的皇帝，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九五之尊，但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玩偶，为摆脱这种被人操纵的命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所进行的种种作为，也是一种复辟行为。

同在这部《三国演义》里，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无独有偶，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这实在太巧合了。不但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一样，连具体做法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由此证明，衣带诏是皇帝自己搞复辟的一种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当这种皇帝，真不值得羡慕，还不如当老百姓。

到了如此田地的皇帝，任人俯仰，其自由的程度，通常都是和囚犯的境遇相差无几的。其所能依赖凭借的政治基础、军事力量，大半是远水不救近火的。由于生活在荆棘之中，周围除公开身份的名为御前官员，实际是除监督皇帝行动的耳目外，更有秘密身份的暗探，作为后宫的阉人奴婢之类环视左右，窥探一切。所以，皇帝落到这步田地，充其量是一个享受高级待遇的囚犯罢了，在牢笼里搞复辟，成功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

法国路易十八所以能成事，居然搞出来一个复辟王朝，并不是他的功劳。虽然他日夜都在梦想，夺回他哥哥路易十六于断头台丢掉的王位。要不是有实力的反拿破仑的联军获胜后，在政治上希望法国恢复旧有的君主制，从国外把他找回来，他也不可能梦想成真。所以，惟有靠这类实力派的重温旧梦的复辟，倒往往能奏一时之效的。不过，几乎也是规律的，凡这类复辟一旦成功，旧的王朝卷土重来，君临天下，重建旧秩序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于是，凡逆历史潮流的任何复辟，寿命总是长不了的。而复辟者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的，想回到昨天去重温旧梦的人，他们感情上的依恋和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但对于已经生活在今天，并且向往着明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沉重的梦，已经不可能再有吸引力。

皇帝的复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逊位，还有张勋复辟的丑剧发生，这便是真正的授人笑柄了。皇帝早是明日黄花，帝国也已烟消云散，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逆潮流而动呢？因为遗老遗少，仍沉醉于昨日王朝的梦中不醒，拖着小辫子的失意政客，还幻想找回早日的辉煌，身无片甲的没落军头，怀着江山易色、江河日下的恐惧，曾经被御用过的无耻文人，对于新生事物的难以遏制的切齿痛恨，和那些也被御用过的贵妇名媛，继续眷着黄金岁月的风流。所以，这班人一遇机会，便像鲁迅先生讲过的沉渣泛起那样，来一通闹剧。这种游戏式的复辟，在历史上，是从来也不曾绝迹过的。

凡搞复辟，都不可避免地要倒退，打出来的昨天多么多么好的旗帜，是飘扬不多久的。汉献帝可怜的复辟，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结果，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他所代表的汉王朝，已经衰朽枯竭，土崩瓦解，无法与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行一搏了。时代如滚滚江河，流向的选择很明显，只有向前，不会倒退。

汉献帝和衣带诏（2）

凄风苦雨，寒螀霜草，既老且病，时光不再的人，除了沉湎在旧日灰暗的回忆里，做复辟的梦，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所以，一个社会，一个朝代，一个阶层，一个政治集团，哪怕具体到一个人，如果任何时间，任何事情，总是朝后看，总是想着昨天，总是回忆着过去岁月，总是以陈年的目光不能适应现实的话，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此公，倘不是生理上的衰老，十之###，便是心理上的病态了。

刘备的突围（1）

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艰难，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鸿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天堑可赖，三代经营，励精图治。只有刘备，东窜西突，无所依傍，茕茕独立，形单影只。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靠刘表，托孙权，寻求庇护，赖以立足，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一国。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所以，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又当着晋朝的官，吃晋朝的粮，不得不在奉命撰著的《三国志》里，承认魏为正统。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就把刘玄德成了正统，其实，这才是历史的颠倒。

西蜀不但在国力上，弱于吴和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舆论造势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