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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在中国的民众意识话语里，忠是一种单向指向——愚忠，既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皇帝体制的忠，而不是对某个具体个人，对民族形态的忠。虽然其实这种忠臣的表现范式是一种虚置的，它会随着时事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在多数时候它还是具有它的表现世界的。因为它几乎总是基于下一个朝代的命题。于是也发生的那么多屡见不鲜的帝国的的难堪政事：一到国难，叛变、投诚等汉奸之士大行其道。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不得难得的风景了。因为在政治的历时性之中一直都在上演。甚至主角都不用去记了，因为太多了。

其实一个重要之点在于中国并没有强大的哲学形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政治、社会的指导思想不提供情感价值认识。它只是一个理念的形式，在此理念之中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因为学术分身的现实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现实需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认识。儒家的规则的本质就是要达求人的自我方式塑造。它提出了行为于世界的规范和认识，至于一个人怎么行事那是无关规则本身的事。就此而言，它并不提供可靠的价值追求，比如君子、小人之分也只是一种假定的人格形态。因为它不要求人要对此表明什么，一切都在自为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做君子，也可以做小人。并没有什么人性的枷琐影响人的重大抉择。

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实用主义的现实规则就是不难想像的事了。当既定的社会体系面临危机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社会建立在帝皇权力的无常上。那么个人选择就真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了，它剥离了情感基础，因为其实在帝皇社会中是没有强大的情感磁场的。帝皇的自私与无常常常造成社会的变幻，因为也是个人对自己的不确定。这种社会就是建立在相互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上的。因为皇帝可以随意的杀死任意的人。那么在非常的时段，社会的改变也许往往不用经过皇帝就已经各自独自选择了。因为相互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表现之上的。表现的本质是生存权力的可能，那么相互的关系如此只是生存者的关系的话。现实真的*的一无所有了。

伪忠思想是一种在儒家学术之上的另外的突兀的建构。因为在本质上都没有成功的人格之学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上也同样的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严肃精神宗教的结果。在中国的文化政治意识话语里，忠是一种单向指向——愚忠，既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皇帝的忠，而不是对民族形态的忠，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普遍的中国人，特别是经过经史教育的诗书之士和儒家弟子没有坚定的政治价值意识，而且没有人格情操的良好文化形态。因为他们缺少的是认定事物和原则的价值体系。从而也就导致了著名的汉奸形态得以在很多历史时期大行其道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中国的社会及政治运作的儒家经典更多的是一种人格和行为的规范教条，而几乎不提供可以使人依赖的公共的情感价值，加这帝皇权力对政治形态之中人的扭曲。这一切就显得明显卓著了。愚忠要么能够成功，那么它就造就了一批铁杆奴才；要么失败，就像是众多的亡国现实一样。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在现实认识里，中国人从来不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事，而是把它当做朝延的事。朝延从定位上说是帝国的政治管理机构，但落到实际所属上则只有皇帝一家或一人，而再落实到从文化基础形态的文化定位上而言则国家无人。因为做为一个人的国家其实是没有形态的国家，因为没有共同而强大的国家责任担当实体和价值体系。所以这样的政治面对危机的时候更多时候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不是任何人的。包括在法理上应该是皇帝的人其实在面临法理将被解构的现实之时也真的一无所有了。因为没有了基于他（皇帝）的架构体系，所以从危机开始时它也就几乎已经不能是皇帝了。而在对汉奸等一些形态之中的话语结构常常是一种虚置的形态。因为这一个话语的关键依然是奸臣、忠臣的定夺。那么它的指向还是国家所有者——皇帝。而和真正的国家基础的广大众人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也没有现实的利益联系。就此而言国家之失其实和广大的人之间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差别。即使后来者是别的种族，比如他是蒙古人、是女真人。只要他能够统治的好，那么一切都可以和以往一样。

中华文化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方式里有一个很难得的前提，那就是不对人做人种上的判别。中华传统文化只是承认种族之间的文化的高低，并且常常以此来做具体的对待方式的判断。而这也正符合中国的在的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大发展。现在的汉族之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人的血液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大包容的追求。而这种认识对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断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直接使民族的罪名这一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里面临着不同的解读。甚至到最后可能消解了对确定人物的确定批判。

那么如此而来，其实很多时候汉奸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的发展的方式是如何的。

——纯在方式　文本

中国；请披上我的血衣

有那么一句话，是能够使人认同的。那是说：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这往往是在提醒现在的现实：历史，也许就是一个民族的重负。更何况，它已经是人类的枷锁。

政治形态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在工业一体化的全球背景之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表面来看，国家的政治体制似乎运作正常，而且似乎还有自己的特技。但确切地说它是中华式帝皇中央专制集权的另一种全民性形态的表达，它更像是另一种向度的表现：祛除帝皇的却又不是空降的官僚体制。

直至现在，乃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它或许都是有效的，但国家是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必须从内部不断的顺应形势改变自己。康乾盛世的历史已经教训过国人，即使有历史重负也必须改善行政弊端，以使国是健康。

中国的历史灾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官僚主义。皇家集权压迫下的儒，吏的政治联姻造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治魔咒。政治弊端扎根在皇权政治以降的政治体制之中，官僚主义成为政治的十字架，成为中国政治，国是，社会的沉重负担。历届党派，政府都陷在它的阴谋里无以自拔。因为政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是历史主义的最大背负。这似乎不是现在政治地错误。

以儒吏政治为表现的潜在的历史官僚主义为一个标签，自辛亥革命，北洋政府，蒋氏帝国以至现在政治都被层层移植成为主要形式表现，中国政治都在表达一种专制性地一统，这就是政治霸权，*书坑儒至独尊儒术历经儒吏结合，程朱理学中国政治被套上层层魔咒，社会也被层层套牢。所以政治传承必然循着历史社会形态，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但是从儒吏到政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闭锁的政治表现无疑是政治对自身的作茧。

但是时至今日还能让这种形态听之任之地发展吗？这样一种形态决定了激进革命的无奈。那么社会形态的发展似乎成为唯一，事实却不是那样，因为政治依然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它的建设作用也才是重大的，至为重要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能够不断创造危机的社会，因为发展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以色列………成为西方的棋子

在文明早期；巴勒斯坦地区曾聚居了很多的部落；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从《圣经》等宗教书籍中窥其一斑。部落时代的种种争斗在巴勒斯坦地区未能幸免。但与今日相比；却少了那些外部强势和双方的悬殊力量。后来由于*世界的兴起使得犹太人感到了生存的威胁；从此踏上了大规模的外迁的时代。

众所周知的是；在巴以地区产生了现今世界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还有犹太人的犹太教。但相对而言在中东它们并没有产生相对于别处所具有的影响力。反而被*教所排挤；流落到其它大陆。可以说犹太人的离弃家园是*世界的强权和意识形态暴力的结果。由此而看以色列计划似乎是世纪的反击。

源于冷战初期的“犹太人复国计划”是由英国主导的借助于二战时期犹太人对梦魇般的反犹太行动所产生的民族情绪而发起的阴谋的计划。只所以如是说；乃是因为它不仅迎合了犹太人；而且向*世界锲入了一枚坚实的钉子。这就相当于不用长期花费就拥有了远胜于雇佣军的自生力量存在；遏制*世界。而且事实上也确如此；数次中东战争充分的证实了英美的战略意图；也使得中东地区永无宁日。

但是问题的内涵却不止于此。做为存在实体的巴（阿）以双方是问题的主角。如上所说巴以分属不同的宗教系统。属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但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实体行动；靠的却是器物基础。现代国家是利益分配和物质形势的不同来体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样是国家间的存在之本。在巴以之间上述各方面的对比的差距是很大的；但由此也就造成了长期的*的产生。而军事力量的悬殊却是*的推动因素。

做为一种政治行为表现的犹太人复国计划是英美设计的假逻辑。巴勒斯坦地区固然是犹太人的发源地，但是这种关系一如美国人之于欧洲。犹太人与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