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乱罪人被集体处刑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已故剑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刘旸特地降诏,为之昭雪正名。
盖因此前川蜀贼寇猖獗之际,潘佑被剑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来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乱,祸起潘佑,千般罪责,悉归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没法自证清白,何况王小波在举事之初,还打着为潘佑复仇的旗号,蜀中小民的反应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时,刘旸虽然对于此事洞若观火,对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讦也感到愤慨,但为了顾全“大局”,抑或是为了麻痹那些人,选择了漠视。
如今也就导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终,死后还招致猛烈的攻讦,极其不公的对待,被打为奸贼乱臣,声名尽毁。甚至于连累到后人,他那远嫁他乡的女儿,都被夫家一封休书赶出家门,流落江湖
潘佑这个直臣,孤臣,对他刘旸也未必完全认同,但心中实则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对其遭遇,也始终心里有数,只不过因为政治上的意图,一直没有多作话,哪怕蜀乱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发。
直至真正的乱臣贼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开始了。刘旸让内阁学士王旦给潘佑写了一份神道碑文,记叙其忠贞与功劳,不只是恢复名誉,还给了极高的身后待遇,谥号文烈,配享太庙。
同时,刘旸又下令在成都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纪念。还命人将潘佑之女找到,赏赐五百亩田宅,并给她重新找了个良家成亲,关怀备至。
虽然潘佑从来没有把自己划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头的南方官僚尤其是东南官僚,却始终将其视为东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当初朝廷内部对于潘佑的攻讦诿罪,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打压东南官场的意图,毕竟经济、文化大发展转化成的实力,也难免让在朝廷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北方权贵、官僚、士人感到威胁。
因此,当皇帝为潘佑平反的决议传出后,京畿之内最开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权贵、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对潘佑可没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员牵头给潘佑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内阁大学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东南士林活化石级领袖徐铉贡献自己的府邸作为追悼场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龄亲自主持,致悼词,闻讯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皇帝刘旸圣躬亲至,给潘佑上香,并发表一番动情的讲话,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潘佑做了一个盖棺定论。
对于潘佑身后的优渥待遇,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异议,相反,甚至可以说是怪话连篇。还是因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从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这样天地倒转般的变化,即便死者已矣,仍旧让人难以接受。
就一个问题,潘佑凭什么,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个?
显然,刘旸如此做法,是蕴含着特殊政治意图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称号,潘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也最招人愤恨、厌恶的地方,只有一个:改革干将。
无他,这个人是真抓实干,一点余地都不讲,一点也不怕得罪人。太过纯粹不能党同的人,就别想从旁人嘴里听到什么好话。
而刘旸把潘佑这个“榜样”树起来,也是为了平息蜀乱之后的朝廷内部又一争论,统归地税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川蜀之乱,带给大汉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记载,匹夫小民爆发出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与破坏力,但是,不亲身经历一番,是永远不会有痛彻醒悟的。
从叛军大部被消灭后开始,自洛阳到成都,统治阶级都在反思,反思动乱之根源,虽然许多人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一种粗浅的表象上,但还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土地问题,税制问题,贫富问题,监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会都做不到,何况人治社会。
然而,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对的话语权与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却还是需要有一定觉悟,一丝底线的。
而蜀中那些权贵,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无视小民之声,最终酿成剧变。
川蜀之乱,给西南的人口、经济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然而若透过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从长远来看,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至少,那难沸腾的民怨释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几十年的顽固积弊端,经过这么一番冲击,也跨倒了,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与契机。
曾经肆无忌惮的勋贵、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来青面獠牙,至少要学着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义举。
旁户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鱼肉的草芥,无节制的剥削行为开始得到控制,统治阶级学会反思,不敢再完全无视下民的声音
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