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14 记忆复现（第1页）

摘自1992年5月25日

病人H。M。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的一次面谈

研究员：你记不住事情有多久了？

H。M。：我自己也讲不清。我不能告诉你是因为我也不记得了。

研究员：哦，那你觉得这该以天计算？还是以周？或者以月，以年计算呢？

H。M。：呃……貌似我也并不能精确地基于这些时间单位来算……

研究员：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出问题一年多了？

H。M。：嗯，我想是的。大概有一年了，或许不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了，呃，我可能做了个手术什么的。

研究员：嗯，是的吧。那跟我说说吧。

H。M。：呃，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做的了，是在……呃……

研究员：你还记得你医生的名字吗？

H。M。：并不记得了。

研究员：斯科维尔医生，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吗？

H。M。：熟悉，确实很耳熟。

研究员：那跟我说说斯科维尔医生吧。

H。M。：好吧，他，他……他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他做了，呃，给人做医学研究，各种各样的人，还有欧洲人呢！有富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

研究员：你说得对。那你后来见过他吗？

H。M。：恩，我想我是见过的。见过好几次了……

研究员：是在医院见的？

H。M。：不，我第一次见是在他办公室。是在我去医院之前。

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什么时候。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外祖父的所有论文，但是那次会面的记录好像并不存在。我本来猜测它可能发生在1943年，但好像又说不过去，因为那年外祖父还驻扎在华盛顿沃拉沃拉的军队医院里。因此，那次会面更可能是在1945年或1946年，战争刚结束不久。

那时亨利可能十八九岁，最多也就21岁吧，还是一个孩子。大概时间就是他从东哈特福德高中毕业后不久，最多毕业三年之后。在他的大学年鉴相册里，亨利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里一句话：“质朴的信仰用不着矫饰。”他只得在人群中看着他的同学们走过讲台，而自己却被勒令待在座位上，以防止那种具有扰乱性的癫痫发作。或许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垃圾场打捞废金属。也或许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份工作——在Ace电动马达公司，绕着铜线圈消磨着时光。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他会听罗伊·罗杰斯（RoyRogers）的广播，或者看电视。他爱好收集枪支，他的确有那么几支，从来福枪到老式的燧发手枪都有。他带着这些枪到屋子后面的田里练习打靶。他想造一个铁路模型，但一直没能实现。不过他造了些飞机和汽车模型。他不能开车，也没几个朋友。

亨利的父母和他的保健医生哈维·戈达德（HarveyGoddard），尽一切可能对他的癫痫进行控制。但很显然，事情只是变得越来越糟，他发作得越发强烈而频繁了。几乎江郎才尽的戈达德建议他们求助于我外祖父，虽说外祖父不是个癫痫专家，但好歹是训练有素的神经学家，一定会比综合科医生对此有更深的见地。

应该是亨利的母亲或父亲陪着他去看病的。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他们可能会相互握手和问候。或许莫莱森一家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外祖父肯定也是和往常一样一丝不苟，他浓密的灰白头发向右边偏分，上了橄榄油，他帅气的蓝眼珠直率而好奇。也许电工古斯塔夫和我外祖父这个“机修工”闲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在修修补补上有着一些共通之处。当然又或者没有。莫莱森家庭贫穷，职业也有些卑微。而我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财富、地位、教育和权力的鸿沟。

最终我外祖父回归正题，有条不紊地回顾了亨利的病史，试图找到一点儿或许可以解释他疾病的线索。他会问到莫莱森家族是否有其他癫痫病例，而他也会得知，亨利父亲的两个堂兄以及一个外甥也多少有点这种毛病，而这体现出了一种遗传因素。他也会问到，亨利是不是曾遭受过严重的头部创伤。他是不是曾经失去过知觉，或受到过任何暴力重击，令他的大脑造成了损害？

亨利会告诉他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初秋7月，有一辆他没有留意到的自行车撞倒了他，给了他当头一击。也许他还会俯下身子，向我外祖父展示他前额上浅淡的疤痕。

即使这次会面有记录，但是它比起我外祖父的临床观察来说，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病历从来不是个内省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提到任何由亨利的故事可能触发的个人记忆。即使亨利的自行车事故唤起了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丧失，他也不会写下来。

为了了解那次丧失，我们得回溯到1875年2月24日，那天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法庭上，美国历史上最耻辱性的一次审判已经接近尾声。首席辩护律师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里面甚至包括未来的国务卿。他踱步在陪审团席前边的台子上，警告着坐在那儿的12个人，如果他们不判无罪释放，就将会作为“人类舞台上最悲剧的演员”而被后世人记住。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对陪审团说，“你们裁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基督教的完整性。”

被告是个牧师，名叫亨利·沃德·比彻（HenryWardBeecher）。在那个位于布鲁克林高地的普利茅斯教堂（PlymouthChurch）的讲道坛上，比彻因其雄辩地抵制奴隶制、经济不公以及不平等而掀起了一阵国内狂潮。他的一些惊人之举占据了报纸头条，比如他竞拍了一个年轻的奴隶，让他在教堂赚足了钱就赎身。而他那直率而强有力的演讲，为他赢得了诸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以及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SGrant）这样的倾慕者。1863年，比彻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劝服一些摇摆不定的英国公众，在南北战争中支持北方，亚伯拉罕·林肯说比彻是“古今难遇的智慧遗珠”。还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北部获胜了，“只能有一个人有资格在萨姆特堡升旗，那就是比彻。因为没有比彻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可能连升旗的机会都不会有。”林肯对比彻的姐姐，即《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BeecherStowe）也有着类似的敬意，据说林肯曾将她描述为“引发大战的小女子”。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比彻跻身成了全国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人。

然后他被指控通奸。

原告是他的一个前友人，叫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Tilton），他声称比彻曾诱奸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并且跟她偷情多年。比彻拒绝承认这一切，声称蒂尔顿只是一个绝望的勒索者。蒂尔顿在1876年提起了民事诉讼，这次审判引发了轰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证人以及好事者，《纽约时报》宣称，“自林肯去世后，我们想不出任何事情，像这个问题一样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亨利·沃德·比彻到底是不是个禽兽。”有许多街头小报用整个版面专门报道了这次审判。“图说比彻与蒂尔顿的丑闻。究其源头，理其脉络，观其审判！尽在50张插图的精美刻画。”其中一份小报的首页这样鼓吹着。大多数插画是关于法庭的审讯过程，卡通化的证人们在数小时的诘问后，使得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还有些人在风流韵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一张占满一版的图画，画着一个身穿飘逸裙子的女人，偷偷瞄着自己的肩膀，敲响了一座布鲁克林豪宅的门，图画的配文是：“伊丽莎白·R。蒂尔顿夫人在她的牧师亨利·沃德·比彻的房前叫门。那是1868年10月的第十个日子，正如她丈夫的证词，她第一次走向了堕落。”

不过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中展示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些比彻写给伊丽莎白、其丈夫以及他们共同熟人的信件。没有一封信可以算是明显的证据，不过许多信里都好像暗示着比彻掌控了什么可怕的秘密。比如有一封信是写给一位叫弗兰克·莫尔顿（FrankMoulton）的密友的，它被称作边缘信，比彻在里边描写了他内心的煎熬。“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我在对无尽黑暗的恐惧中耗了太长时间。”他写道。“我把死亡看得比世上任何一个朋友还要甜美。若我能看到破镜重圆，生活才会变得美好起来。但明明活在刀尖火口，绝望边缘，还要佯装自己是宁静而幸福的，这实在是令我忍无可忍……我尽力保持镇静，装得好像并没有陷入痛苦和纠结，就算遭受着该死的折磨，我也会在家人和朋友间表现得振作些。我常常彻夜难眠，却还是要为了礼拜日而保持兴奋和充满活力，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真相是不会浮于表面而被理解，其在神经系统的折磨和煎熬也是如此。”检察官称比彻痛苦的自省是他良心负疚的产物，而辩方认为，这些信只是一个无辜但过于敏感的人的情感流露。这些信件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认罪，对另一部分人是辩解。这取决于怎么解读，这种解读方式会留给陪审团做决定。

这一天将尽时，比彻的首席法律顾问恳求陪审员们，一定要考虑他们决定的历史影响。“先生们，”他说道，“你们在这儿的判决，也代表着时代将对你们自身进行审判。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消亡。即使这里的一幕幕都消逝了；即使这场审判的庭长会最终溘然长逝；即使你现在的位置由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所接替，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还是会看到这里，那个人会从这里被放归回世界，从这里摆脱阴霾和梦魇，那个人就是亨利·沃德·比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