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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乌干达 非洲的珍珠（第1页）

n乌干达像一颗藏在海滩上的珍珠，尊贵无比的姿态。提示着你快去找到它，当然就算找不到，你也不用急，你仍可以在这里一夜暴富。

黑人眼中的中国

对于旅行途中的善与恶，媒体与旅行者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记者们喜欢着重描述旅行途中的惊险刺激过程，对那些坏人和坏故事爱不释手。毕竟，负面报道的冲击力远大于正面报道，也容易抓人眼球。而旅行者们则喜欢述说旅行中遇到的那些善意的人和善意的事，毕竟，对于自己，正能量的治愈远大于负能量。旅行本身无善恶，只不过是一种纵观大千世界的途径罢了。幸运的是，我一路上所遇到的，永远是好心人多于恶棍，善意多于恶意，帮助多于骗局。

尽管如此，骗子们犹如驱赶不走的苍蝇一般围着我转悠。一年多的旅行，让我的防骗水平急速升高，几乎可以淡定自若面对骗子们的种种招数。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首都坎帕拉的旅馆前台，看着隐形钱包里这一叠1000先令钞票，回想起三天前那个夜晚，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三天前，我从肯尼亚西部边界进入乌干达。办好落地签证，过境时已是晚饭时间。破旧的边境小村没有路灯，马路两侧人家的灯光依稀照着明。

见做不成我的生意，坐在出入境办公室门口阶梯上做换汇生意的老头好心提醒我别被“那些人”骗了。他指的是晃悠在小村街道上那些三五成群的小青年们，他的同行，做货币兑换生意的小贩。我没听他的话，果真中了招，一个不小心，被那些打着坏主意的小青年骗去了一笔钱。骗术手法称不上高明，只是将小额钞票夹在大额钞票里，充当大额钞票一起换给了我。手里的24张一万先令纸钞，实际上是17张一千先令和7张一万先令。倘若是白天，这样的骗局根本无所遁形，不同面额钞票有着不同颜色，无法鱼目混珠。可在昏暗夜晚，黑灯瞎火之地看不清颜色，也数不清钞票上那一堆密密麻麻的零，心里急着赶末班车去首都，点钱也就不够仔细，又恰巧这个国家的万元钞和千元钞一般大小。

也许你不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在货币兑换这件事上被骗，也是近两年旅行中唯一的一次。过去从未在天黑时分走过边境，换钱时也谨慎得很，越来越充足的旅行经验反而让我掉以轻心了一回。我损失了大约15万乌干达先令，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算不上大钱，却是教训十足的一课。这笔学费告诉我：走陆路过境时，尽可能在靠近边境的城市里寻找正规换汇点换钱（如WesternUnion），哪怕汇率低于口岸换汇贩子；倘若迫不得已要在小贩处换钱，第一，提起一百个心眼，提防各种可能的骗术，甭管是三个人堵着你还是五个人拽着你，都要找到亮堂堂的地方再掏钱，每一张钞票都要看个清楚，数个明白；第二，换钱数额勿多，足够支撑自己抵达城市吃住几日的钱即可，城市里有大把换汇店和ATM机。如果可以，还是避免在夜晚过境的好。

我尴尬地看着手里这一叠小钞，意识到自己一时半会是付不出房费了，只能厚着脸皮找了借口先溜去市区。那里有拯救我于水深火热的渣打银行，有了它，我的银联借记卡就能哗哗地淌出乌干达先令来了，张张货真价实。

提起乌干达，人们首先想起的或许是那个堪比商纣王再世的伊迪阿明，这位在上世纪70年代残忍暴虐统治了乌干达长达8年的军事独裁者，“最后的苏格兰王”，几乎将这个国家的光明与希望彻底粉碎。如今，在黑暗中摸爬滚打的“非洲珍珠”已经有了些许繁荣苗头。首都坎帕拉看起来像是个大农场，城市被朴素的味道包裹着，摇摇欲坠的破旧房屋正逐渐被新建楼房所取代，坑坑洼洼的土路与漂亮的柏油马路并存，依稀能找到上世纪80年代被蹂躏的残破不堪的影子，全然没有她的邻居——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那股子“东非小巴黎”的洋气架势。

以赤色土地作底色，蓝天白云作陪衬，坎帕拉街头飘散着菠萝蜜的甜味儿，烤玉米烤香蕉烤牛肉串的香味，和熟悉的玛萨拉茶——在印度和尼泊尔随处可见的日常饮品。菠萝蜜便宜得让我不好意思不吃。集市拥挤得吓人，引人注目的商店和随机出现的三轮车上都能瞧见满满的中国货，那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廉价商品，几乎占据了市场全部。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街市上的勃勃生机告诉着人们，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和肯尼亚一样，乌干达也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尽管普及率不及肯尼亚人那般凶。记得在国内时，常有人用“Thankyou!Nothankyou!”的中式英语来自嘲。在这儿，我时常听到另一种说法：Thankyou!Thankyou，too!其实并未互相帮忙，只是单纯应该说“不用谢”的场合，对方却笑着说“也谢谢你”。这种新鲜说法客气得让人愉悦。

通用英语的国家给了旅行者更多和当地普通百姓聊家长里短的机会。坐长途车走山路的时间漫长得让人看不着头，我和身旁的黑人青年从政治动向聊到饮食习惯，从非洲航空失事率聊到大妈家的猫。忍着饥肠辘辘之苦向青年倾诉我对于中餐的思念，可惜自小在乌干达长大的他无法体会我的肠胃那股滚滚爱国情。他无法理解乌干达的中餐馆味道和中国的地道中餐有着怎样的区别，更无法理解我在描述那些“奇形怪状”的食物时几乎要流口水的心情。比起中餐，青年对功夫片里的拳打脚踢更感兴趣。当他听到眼前这个中国姑娘称自己不会半点功夫时，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显然与他多年来所坚信的“中国人各个会功夫”严重相悖。

人们大多只关心自家或者家门口的事情，全世界哪里都是如此。就如同中国人常常分不清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将瑞典说成瑞士，以为南美洲还在说拉丁语一样，对于那些距离中国遥远的国家而言，“中国”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我在旅行途中被外国人问过的古怪问题可以列出一大串，比如“中国人还在用酒坛子喝酒吗”“出国的人回到中国后会被隔离审查吗”“中国是一夫多妻制吗”……频率最高者莫过于“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吗”。我决定打个比方来向青年解释这个巴别塔最底层的问题。

“你会弹钢琴吗？”我问青年。“不会，如果去学就会了。”“嗯，功夫也是这样。”看着青年的满脸疑惑，我补充道：“都是一种技能，学了就会，不学就不会。想学功夫，就去武术学校或是培训班，否则是不会的。”

青年嘴巴张得更大了，两眼放空，无视我的解释，只顾喃喃自语：“这怎么会是一回事……怎么能是一回事呀……”也许他从未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这充满神奇色彩的东方武术。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往往怀有美好幻想，这句话有个极好的现实例子——外国人总是比中国人更迷信中国功夫。

别看我洗澡

站在乌干达大街上放眼望去，我就是这方圆五里最白的人。

而在旅馆里，我却成了最黑的人。红辣椒旅馆是坎帕拉一家知名背包客栈，九成以上房客来自欧洲，大多冲着山地黑猩猩而来——乌干达拥有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山地大猩猩。在这里，我认识了克莱蒙，一个为了学习中文专程前往上海进修了半年的法国小伙，主修经济学，正和几个朋友在东非拍摄片子。克莱蒙本以为我是日本姑娘——这不奇怪，走世界的背包客里，欧洲和日本背包客数量最多，而中国大陆背包客则是十足的稀罕物——一听说我来自中国，小伙来了精神，掏出随身携带的法汉词典和汉法双语版童话《小王子》，和我交流起中文学习经验来。翻开克莱蒙练习中文的小本子，是整页整页一笔一划认认真真书写的汉字，有模有样。这样的情形在旅行中并不多见，尽管流行歌曲里哼唱着“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网络热门贴宣称着“千万别以为老外不会说中文”，然而事实是，离开中国以后，我遇见的懂中文的外国人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这么说吧，就和在沙漠里拾到一袋金子的几率差不多。临走前，克莱蒙还不忘抄下我的新浪微博名，他有些小小的骄傲，用大拇指戳戳自己胸口：嘿，我也是有微博的！

旅行的一大乐趣是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迥异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融合，这或许是旅行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而另一大乐趣，则是狠狠地扩展了生活经验。少见多怪，多见则不怪。

比如，经历了印度的满街神牛乱窜，流浪狗横睡在马路中间睡得天昏地暗，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那些时不时蹿出来的猴子，以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两度和臭虫大战之后，我对于动物们的出现已经淡定多了。

在波特尔堡，在我的旅馆房间里，竟有一只灰色小老鼠窜来窜去。我放下手里忙乎的事，认真坐在床上看着小老鼠东跑西跑。我打心底里觉得这小东西挺可爱，只是想到老鼠身上的细菌，还是找来前台工作人员合力将可怜兮兮的小老鼠赶出了房间。这还不算什么，后来，我在另一家旅馆里看见一只青蛙淡定自若地趴在浴室窗台上，把半夜走进浴室的我吓了一跳。看样子，青蛙王子也有偷看人洗澡的嗜好。好吧，我就了你一心愿，一口气脱了个精光，在它面前冲起了凉，也算是给匍匐多日等待多时的青蛙先生一点补偿吧。

旅途有凶险，行者需谨慎！

七个人搭车

在波特尔堡闷了几天，因此我打算南下去卢旺达。不是因为这地方真的很郁闷，实在是因为眼前所见千篇一律，再者我的签证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允许我留恋。

从波特尔堡出发，长途车穿梭在森林之中的画面就像是电影《阿凡达》里的雨林。大雨之后，山间云雾缭绕。能干的黑人妇女们砍柴打水，头顶麻袋，扛着大捆树枝，粗活重活累活样样能干，背上还裹着个小婴儿，身后带着一串娃，走在坑坑洼洼的泥泞山路上。一个女人带着一串孩子是乌干达常见的景象。这个贫穷的农业国人口膨胀得厉害，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带着大无畏精神拼命生孩子。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再普遍不过，倘若能生十几个，母亲会被视为“英雄妈妈”。这样的情形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常有黑人男士对我开玩笑：想没想过嫁到非洲来，找个非洲老公呀。我总是摇摇头说：我不想生七个小孩。对方就会哈哈大笑，露出一口白牙。

小贩们总是能见缝插针，抓住每一次长途车停靠的机会透过车窗向乘客们兜售食物，特管饱但塞牙的木薯，大把的烤肉串，甜甜的熟玉米和烤香蕉，都在欺负我那颗撑不大的胃。相比于小吃，这里的主食要逊色得多，我几乎吃不到任何一份让我心满意足的饭菜。我打算吃些烤肉串和玉米安抚一下挑剔的舌头。可随之而来的出租车之旅告诉我：把肚子填得太饱是要吃苦头的。

从卡巴莱到基索鲁有两百公里路，班车少，人们大多依靠出租车。说是出租车，实际上是将出租车当作中短途班车使，拼够人数，开车上路。一辆出租车，算上司机，一共能坐几位成年人呢？旅行前的我会老老实实回答，五位。在印度经历了一辆突突车挤进七人之后，我开始怀疑一辆出租车也许能挤进六个人，甚至七个人。而乌干达，则给了我一个响亮的答案：八个。

四个男人坐在前排，四个女人坐在后座，我被挤在了后座角落里，丝毫动弹不得。司机为了平衡重量，将一位黑人女士和一位黑人男士换了位置，以免女人们将后座挤爆。与黄种人不同，在黑人世界里，男人大多是精瘦精瘦的，无论老幼，几乎看不见胖子；女人正好相反，她们有着丰满圆润的酥胸和硕大的臀部，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一个女人竟足以抵过两个男人的体积，看了都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看看眼前这几位妞，屁股上都能放啤酒瓶，嗨，要我怎么描述才恰当呢。

所幸，我这样的瘦猴帮助减轻了后座压力，不然真要挤爆了。这不，我几乎能听见出租车的喘息声，还有那被挤压过猛的车身也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声音，还有，还有那濒临崩溃的零部件哀嚎声。神奇的是，司机连换挡都困难，竟然还能走盘山路将这七名乘客完好无损地送到目的地，谢天谢地。

下了车，我赶紧出去喘口气，心想，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活着走出来了。

等天边泛红的时候，我爬上一辆摩托车的士的后座，向着远处的小火山，还有那该死的出租车，及司机，挥手，告别。

离别，总会让人产生小情绪。当小摩托车爬上大道的时候，我眼前突然一片迷离：下一站，会有怎样的凶险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