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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达到了高潮”。6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余光中（3）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10

胡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1977年8月28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11

徐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已成名或已挂名的作家们，心理上可能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恐惧，有如当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绘画时，许多“大画家”不觉醋性大发，说谁个提倡洪通的画，谁个便是想搞“*”一样，势必要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可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及《狼来了》两篇文章作代表。对于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的文章，指出了谈人性的人，实际是抹杀了人性，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学市场的分配问题，徐复观也不会参与论战。他以哲学家的慧眼，看到了《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严重性：

余光中（4）

关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二是*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