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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1页）

这套王书辉依靠现代智囊整理出来的思想，是非常贴合古代的儒家思想的。至少也能算得上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分支。用王书辉的智囊房启明的话说，“这玩意很能忽悠人，对于封建读书人都有一定的忽悠力。”

王书辉觉得，既然在历史上，那么一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投身革命，并最终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那么，谁说在明朝末年的历史阶段里，就完全没有能够背叛本阶级甚至本民族，接受复兴会思想的古代人呢。

举个例子说，在南明时期两蹶名王的李定国，如果在张献忠死后，不是只有满清和南明两个势力，而是有满清、南明和复兴会三个势力存在，供他选择的话。李定国就很有可能选择复兴会。

农民造反者虽然一般都会重新走上封建主义的老路，不过那是在没有更先进的选择的情况下。王书辉相信，像李定国这样的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就一定会选择复兴会，参加复兴革命的。

比如说现在，一个现年二十二岁，名字叫顾君恩的年轻读书人，就正在他湖北钟祥的家中，看着一本叫做《复兴论》的，介绍复兴会思想的书籍。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介绍的“复兴井田”、推崇荀子的内容，给年轻的顾君恩带来了很大的思想冲击。

强忍着大声叫好的冲动，努力的管理着自己表情的顾君恩，脑袋里带着疑惑，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司马峰，问道，“司马管事就是专程给在下送这本书的么。”

司马峰完全不知道王书辉是怎么想的。湖广的读书人虽然不多，但是有举人功名的读书人也是很不少的。至于在江南地区，不管有名头还是没名头的读书人，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

王大老爷一不找那些湖广本地区的那些举人们，二不去找江南的那些名士们。偏偏让自己去河南永城招揽一个名字叫宋献策，外号叫宋矮子的算卦的，和一个河南宝丰叫牛金星的读书人，以及这个刚刚二十出头，刚刚才考了个秀才功名的顾君恩。

不过，对于司马峰来说，王书辉王仪宾大老爷，对他的任何命令，他都是会不遗余力的去完成的。这可不仅仅是因为司马峰对王书辉的畏惧，更是因为，在王书辉的支持和合作下，司马峰领导的枝江商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联合体了。

司马峰现在最怕的就是王书辉不管他了。因为在他看来，拥有神奇之术的王书辉，无论是跟谁合作，都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财富。自己可不是人家一个唯一的选择。所以，他对王书辉的所有要求，都是要千方百计的完成的。

司马峰听了顾君恩的问话，带着和蔼亲切的笑容对顾君恩说道，“顾先生，我家仪宾专门嘱咐我，这次到你这里来，第一是要请顾先生看这本书的。第二，是请顾先生到枝江县一游，我家仪宾很想见一见顾先生。”

顾君恩听了这话，奇怪的对司马峰说道，“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劳贵人垂顾。”

司马峰听了这话，笑着挥了挥手，站在他身后的老家人就立即端上一个盘子来。掀开盖在盘子上的布，露出盘子里码放整齐的银元来。司马峰对顾君恩说道，“这本《复兴论》就是我家仪宾所作。顾先生觉得如何！”

顾君恩只是扫了银元一眼，就把目光转了过去的表现，让司马峰心中暗暗点头，就听顾君恩慎重的说道，“以在下之见，贵上此论大可开宗立派，为一派开山鼻祖了。”

司马峰笑着说道，“老夫看了此书，也有和先生一样的想法。不过我家仪宾却还觉得，此书之论太过粗糙，故而想要邀天下有识之士共论优劣。顾先生为湖广俊杰，就是我家仪宾也是听说过的。所以才有今天老夫前来，邀请顾先生之事。”

顾君恩虽然对司马峰的说法并不怎么相信，但是，这本《复兴论》里说的东西，总有种遮遮掩掩隐隐约约的感觉。所以，为了能够真正的领会这书里说的意思，他还是决定要前往枝江县和王书辉见上一面。

在听到顾君恩答应前往枝江之后，司马峰留下两个复兴会情报中心的情报员给顾君恩带路，自己再次踏上旅程。他还要前往河南，为王书辉招纳永城县的宋献策和宝丰县的牛金星呢。

与此同时，荆州府苗伟常家里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了。苗伟常废了好大的力气，才搞清楚了为什么自己名下的五个千户，和这些千户的几个亲戚跑到自己家的原因了。原来，王书辉在占了荆州张天禄名下的土地后，立即就开展了土地革命，给张天禄原来的那些佃农们分配了土地。

张天禄家的地，就在几个千户名下军田的中间。五个千户所的军户一看到复兴会在那里的举动，和给复兴会工作组干活的那些农人们的待遇，就接二连三的往工作组那里逃。一个月下来，逃亡军户已经达到三百多人了，很多人都是举家逃走的。

几个千户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农奴逃走了。他们上前和工作组理论，结果当然是被打的鼻青脸肿。等到他们派了家丁组成队伍前去抢人的时候。刚刚配发到个各基地村的手榴弹，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训。

复兴会在荆州给佃农们分地的举动，严重的损害了原张天禄家土地附近地主豪强们的利益。附近几家地主的农奴们，跑到复兴会在荆州的土地上，要求加入复兴会建立起来的新农场的人越来越多，这已经引起了这些地主们的公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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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第一次反围剿4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代就发展到顶峰了。【阅】&。。从制度上讲，明清两代的朝廷对于人民的控制水平，是相当高的。

可是，即便如此，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的落后，明清两代的政权最多也只能配置到县一级。实际上，直到民国时代，把持中国基层社会，那无数个乡村的主要权力的，仍旧是地主豪强。只不过，因为上层的统治者大多出身于这些地主豪强，使得有上层支持的地主豪强势力膨胀的非常严重，让他们在基层社会里拥有着巨大的势力。

不过，如果脱开那些有着上层支持的地主豪强的话，只是说单纯的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的话。用一句毛老人家的名言就可以说的清清楚楚，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实际上，就是在现代中国，在农村中，人口多，兄弟多，势力大的人家，在村子里说话就是好使的。在农村的土地流转，在机动土地的使用上，仍旧遵循的谁的拳头大，谁得到的利益就多，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好使的原始法则。

乡镇政府在面对乡村里的矛盾的时候，讲究的仍旧是一个“一切以稳定为重”的，民不举官不究，民举了，官还要压的政策。

只不过，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不断的反哺和消解农业。农业、农村和农民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能够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阶层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在荆州地区，给佃农分土地，招揽各处土豪劣绅手下农奴的行为，虽然严重的损害了荆州地区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对地主阶级存在的根基进行了直接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