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
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于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愕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点“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回去吧。”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