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风起天末。是怀人的天气。不知怎地,今夜竟无端地忆起我家仇人阿和来。以对父亲的感情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
阿和是一个单身汉。在我们村子里,他是唯一的不入社,不合流,不事稼穑而以捕鱼为业的人。捕鱼的法子很特别,无须网罾之类,只用姜太公遗下的那种钓竿,再就是一点麻麸和几团“药子”。张捕的时间多在夜晚,清早便回来。劳倦与孤独,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村人所见,只是那只提着或背着的沉甸甸的竹篓子而已。只须把篓子倒过来,鲇鱼呀,塘虱鱼呀,石斑鱼呀,白花花就是半桶。他也会挑鱼径向市镇上卖了回来,这时,自然笑兮兮地直着腰走,连步子也无形中加快,哼哼嘟嘟地唱一路没词的小调儿。
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洒脱吧。阿和赚的钱多,压根儿没有想到积蓄,只要钞票到手便立即喝光。他喜欢喝酒。至于喝起酒来的豪兴,放进《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一段里去,相信一点也不会输与曹刘之辈。他少有独酌的机会,打得酒来,往往呼朋引类,有时甚至可以多达十余人。酒徒们坐不下就蹲着,站着,靠着,或干脆把小方桌拾到屋外去。临路把碗,吵而且闹,灯明灯灭,月落星沉,都可以全然不管。除了喝酒,便没有其它花销。记得他做过几件很带点浪漫色彩的绸料衣服,除一件作翡翠色,其余一律雪白,轻飘飘亮闪闪,每穿起这类夏装,大约他总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的。
阿和无疑是一个使人快活的人。他的口才好,善说书;嗓子又好,能唱各种各样的戏文和歌曲。他住村商,与村北绰号“半仙”的大叔,堪称乡中的“双璧”。
论智慧,他不如"半仙"不会编造故事和山歌,但显然具有另外一种天赋。他念书不多,说书时喜欢掉点书袋,借以证实腹中还是有点经纶的,倒是往往把一些很常见的字眼儿给念错,像“月明如昼(晝)”被念成“月明如画(畵)”就是。所幸村人并不如文人那样惯于咬文嚼字,即使个别念过私塾的“老资格”,知道他错了也不加点破,只一味追逐着他的故事,更不用说周围的一大群文盲哥儿了。他讲说的是有数的几部,其中以《粉妆楼》最“卖座”,相当一批听客是听了不下数十遍的。每当月自风清之夜,村头的大榕树下便成了他的讲坛,男女老少,纷纷入座。那盛况,实在只有大戏班和后来的批判会才可比拟。
阿和唱的粤曲,生旦末丑,兼于一身,唱起来又都夹带着锣鼓梆子,确乎别有风味。记得有三两个深夜,雨潇潇的,他竟唱起乡下女儿家丧母时所唱的哀歌"娘呀。。。。。。"那住地离我的屋子很近,如泣如诉的歌声就缘墙而入了。我抛了笔,简直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想不到一个无忧无虑的汉子会唱这样的悲歌,至今回忆起来,才知道那是他的真声音。
大约在我的大女儿小红三几岁的时候吧,阿和始来串门,不久便成了我家的常客。
他喜欢孩子,一进门就逗孩子玩,玩起来亲昵地叫“小红红”比我们多叫了一个字。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跟孩子呆在一起,说故事,唱童谣,堆积木,玩沙子,还会用木篾头片做一些简单而精致的玩具。他常常抱着孩子在村里闲逛,高兴时,就让孩子骑在他的肩膊上;有时还扮起舞狮人的角色,将孩子当成狮头,左右高低地舞将起来。孩子特别喜欢跟他“跑马”。其程式为:大人端坐,合膝,置小孩于膝上,以双手相扶持;然后口里“嘚嘚”作蹄声,应和其节奏,后足跟即可轻重疾徐地起落,一如古人之所谓“踏歌”。跑得快了,孩子颠来颠去,只好一边咯咯咯笑着一边央求停鞭;蹄声刚落,却又要催促着上马了。自然也有信马由缰,缓辔而行的时候,到后来,孩子居然也就酣然睡去。他的沾满酒渍和烟草气味的怀抱,于是成了摇篮。
他常到我家来,母亲和姐姐也会领着孩子到他家去,如此往来多了便亲近得如同一家人。冬日早炊,锅盖乍揭,当我们围着满盘热气蒸腾的番薯欢呼时,母亲必定大叫"把阿和吃的留下,勿抓挠破了!"
阿和是典型的“两天打鱼,三日晒网”与其说是懒散,不如说“知足常乐”更为合适些。因此,即使在晚上,他也是在家的时候居多;只要不喝酒,不说书,饭后必定会到我们家来。
我家开饭很迟,往往延至掌灯时分,这样,恰好派得上他这个"保姆"。不过,孩子也不用呼唤,闻声便从饭桌旁边迅速滑落,向他扑去,央求“跑马”。。。。。。
时间有如流水,逝去的固然渺不可寻,而汹涌前来的又无法逆料,令人抗拒不得。"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一夜之间,父亲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斗争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揭发批判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和!
全家猝不及防,村里人也都十分意外,暗地里纷纷议论说:阿和的良心哪一天被狗叼走了?
快二十年过去,世界也不知经过几番组合,而人与人之间的裂隙却是如此的难以弥缝!当时工作队到底在背后做了些什么?阿和是主动请缕呢还是被逼上阵?我始终弄不清楚。可悲的是,许多可能的对话机会,双方都给同时错过了!
此后,阿和还曾认真地惩罚过我们两回。只是至今怀疑,他是杏也可能出于一种变态的赎罪心理?倘使我父亲无罪,在父老兄弟面前,他将永远无法清洗陷害无辜的劣迹。恰恰,父亲不多不少只坐过两回班房,而且捉捉放放,居然也平安无事。这对阿和说来,着实是很不幸的。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像一颗螺丝钉那样被旋上了大队“赤脚医生”的位置。一旦地位变了,人际关系也就随之改观。从此,每同阿和“狭路相逢”他都垂首而过,不复有先前那种恶狠狠的目光。及至后来我到了省城工作,偶尔返乡遇见,他便会怯怯地叫一声我的小名。《阿Q正传》写道:当阿Q从城里厮混一阵以后返回未庄,平日欺负他的一群都敬畏起他来,甚至连赵太爷看见了也得赶紧凑上前去叫一声“老Q”。这使我心里深深地起了一种悲哀。
正当中国作家群起写作"访富"主题的时候,便听到说阿和从信用社辗转贷了几千元,在海瞰垒了两个大鱼塘。接着,他把铺盖也搬了出去,用茅草在塘前盖起一座“镇海楼”。在“楼”四周,主人种上亭亭的香蕉和木瓜树,还用木桩和尼龙网圈出一个很大的鸡场,大有江山永固之概。据说还种过两瓦盆花的,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开过。
清清水塘,曾经托起过多少回的星月,云霓,美丽的梦想?一年过去,可怜竟连一尾鱼也没有!原来堵堤未久的盐碱地是不宜于淡水养殖的。不过,过了两天,村人们又看见他一个人在日夜做着引灌工作了!
命运,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鱼儿才在塘里漾起一个又一个可惊喜的细浪时,一次山洪暴发,顷刻间便把鱼塘冲出儿道大口子!那结局,当然比桑提亚哥要悲惨得多,他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捞到。
接着,他病倒了。
消息是回乡过年时村人告诉我的。人,难道真的如哲人所说,其脆弱竟如同一根芦苇?我决计到阿和的“镇海楼”走走。
风瑟瑟吹着,天色很阴晦,像是夜晚将临的时刻。茅棚孤悬在堤岸。木瓜树不见了。蕉树已经枯焦,曾经肥大的叶子搭拉下来。原来的木桩只剩下两三根,有一只乌黑的竹篓和一段破网绳挂在上面,随风轻轻曳动。空旷里,没有一只鸡出来啄食。周围一片死静。
我走近门前,柴扉半掩。看得见里面的床铺,没有帐子。除夕的爆竹还未响起来呢,他就早早睡了。“谁呀?”他微微探首出来,随即唤了一声我的小名,显然早已辨出我的声音。
“听说你病了?”
“病了。”
“什么病?”
“医生说是肝病。”
“没住院么?”
“哪里赔得起呀,下锅的米都没有呢。”接着告诉我说,他曾经到医院里看过一次,一次就得花去十多元;以后只好延请村里的巫医,给拾掇些草药煎水吃。
“我想,可以向政府要点救济款的。”
“区里是照顾过一回,够买两个礼拜的药。”
“你看是不是需要什么人照顾一下?”
“不用了。”他的声音很低。
我站在屋外。他躺在屋里。中间是沉默和门。
我掏了十块钱放在那熟悉的小方桌上,说“明天是大年初一,这点你拿着买一顿肉吧。”说完,赶紧逃了出去。因为那时,我仿佛看见故去不久的父亲就站在旁边。阿和好像还在背后说了一句什么的,只是我一点也没听见。
清明节那天,阿和死了。从春节到清明,够不上一个完整的春天。
他死时,被安置到一块上无片瓦的空屋地里。据说那原是厅堂,由祖先遗下来专供红白大事使用的。没有任何丧仪。连哭声也没有。是他的一个早年流落他乡的穷大哥闻讯赶来收拾他的,像收拾一件轻便家具。当时,正值我返乡给父亲扫墓。然而,无论说还是做。对于阿和,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据说他病时要卖掉原来的小屋的,不知在世时是否已经易主?以凉荫为他提供讲坛的那棵大榕树,由于虫蛀和雷殛,是彻彻底底地坍倒了。海边那鱼塘,自然不会有人重垒;至于茅棚,却不知被拆掉没有?抑或依然孤独地站在那里,日夜昕寒潮的呜咽,风的萧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