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门罕村到蒙古国境虽然近得伸手可触,但遗憾的是不能从那里穿越,这点前面已写了。尽管拥有漫长的国境线,但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的口岸数量极其有限,且只能利用飞机。除此之外的方法,明确说来近乎“非现实”状态。不过凑巧传来消息说今年7月初的几个星期作为特别措施开放了新巴尔虎左旗那里的国境,准许当地人往来,于是心中大喜:lucky[1]!不料这也在即将开始之前不加任何解释地——似乎是这一带常有的模式——突然延期了。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来已改善很多,为什么还对这种极度不便的状态听之任之呢?想来令人费解。
我的想像是,虽说处于友好关系,但现实中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方面害怕中国(汉人)经济长驱直入,中国方面担忧被国境线人为地“划线隔离”的蒙古族抱团或融合的倾向高涨——双方有可能因为如此情由而各自从两侧对交流进程予以刹车。我推想这一带的区域性政治重组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过,但愿别像南斯拉夫那样悲惨(因为我在内外蒙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怎样,这种强行阻止流程的Statusquo[2]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再换机到乔巴山,从那里乘吉普远远穿过大草原,好不容易到达哈拉哈河畔一个地方,却是三天前我们所在的诺门罕村极近的对面,真让人目瞪口呆。不过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蒙古草原的辽阔。横穿蒙古草原是怎样一种情形,读者可能想像不好,总之你认为就像乘一叶小舟凌波横渡于万顷大海即可。从乔巴山到哈拉哈河约三百七十五公里。说起三百七十五公里,大体等于东京至名古屋的距离,当然道路非常糟,算上中途吃饭和休息时间,足足花了十个钟头,其间擦肩而过的车辆屈指可数。四周是那样平坦,纵目望去,无论哪里、无论多远都是绿色的草场。作为实际问题,视之为海在感觉上反倒更容易把握,无休无止的上下颠簸也未尝不可以说同小艇冲浪的感觉相似。
和大海不同的是有时能看见野生动物。既是草原,草确实是多,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水,适宜放牧的地区很有限。除了贝尔湖附近,基本看不见牛羊,人也几乎不住,只有种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无涉地在那里活动。羚羊、蒙古鹰、鹤、狼、大野鼠、兔……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动物都在路上屡屡撞见。只要有电线杆,可以说必有大大的蒙古鹰蹲在顶端,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瞄着寻找食物。这一带蒙古语叫“多尔诺多”(东)地区,除了如此空空荡荡的草原别无东西可看。多尔诺多草原曾是海底,可以不时见到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拔在外蒙境内最低,夏天热得要命。旅游指南书上说人口仅有九万,相比之下,牛羊多达约二百万。不用说,特意到这种地方来的好事的外国游客没有多少。说得再明确些,几乎没有。
不过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同中俄两国接壤)。也许因为这个,交通比预想的便利。县城乔巴山有列车从莫斯科直接开来。这条铁路在诺门罕战役或进攻满洲时得到了高效利用。从乔巴山到“满”蒙国境附近的塔木斯库基地之间,过去好像铺有补充兵员及军事物资的专用铁路,如今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听的介绍是这样)。反正只要是事关兵站,苏军就同关东军相反,是极为慎重地计算好了以后才采取行动。对于苏联来说,军事上最重要的事项,是利用铁路迅速有效地在欧洲战线和远东战线之间运送兵员和装备,并为充实这一系统而全力以赴。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欧洲和远东两线正面作战,而要巧妙地一次吃掉一方——这是苏联绝对的基本方针。所以,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苏联马上进攻波兰,而后于1945年8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再次进攻满洲,这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诺门罕战役、对日宣战之后直到近年因改革而废除俄蒙军事协定的时间里,苏军在这一带驻有规模相当大的军队。因此之故,乔巴山的机场也像模像样地铺上了跑道——尽管多少有些裂缝——以蒙古机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机场建筑物之类倒是没有,下雨时只能撑着伞耐心等待。算了,挑剔不得的。我们乘坐的俄制小型螺旋浆飞机的货舱里装有一具棺材,也罢,这也不足以发牢骚的。
这里给我们当向导的是蒙古军队的现役军官。何以让军人做我们的向导呢?这点我也不大明白。说到底,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担心外国人在国境一带转来转去;二是实利,作为向导,酬金有美元进账。也就是说,军方身兼挣美元的打工者和监督者两种职务。蒙古现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国际硬通币严重不足,游客但凡有事,在所有场合都被贪婪地索取美元。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较之设法增加游客的数量,遗憾的是更处于从少数游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的阶段(同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相似)。不过反过来说,只要有美元,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买到,差不多的事情都可办成。
坦率地说,我们这次采访被蒙古旅行社要了高得足以令我们惊讶的款额(当然是同蒙古物价相比而言)。但作为现实问题,没有可以取代的选项。以前就听说过,以个人资格租用吉普去东部国境地区的人,在现场到处受到国境警备部队毫不留情的驱赶。好不容易费时费力来此采访,若弄成那样子可就太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花些钱,一开始就由军人带路来得明智。老实说,那种做法不怎么让人愉快。
带路的是一个名叫乔格满托拉的戴太阳镜的态度硬邦邦的中尉——有两颗星,估计是中尉——还一个名叫那松贾格尔的专职驾驶员汉子(此人大概是中士)。吉普是冷冰冰的俄制军用吉普,有四扇门,却前后都不开窗(只开一个三角窗),车里堆着几个汽油罐,味道大得呛人。然而他们还大口小口地吸烟,又危险又喘不过气。无论舒适还是性能,同三菱帕杰罗相比,简直是全自动洗衣机和洗衣盆之差。这样的车竟单程要坐十多个小时,即使我随时随地随便诅咒什么,你怕也指责不了。
但是,作为代步工具,较之时髦的日本产四轮驱动车,当地人更喜欢这种简单粗壮的家伙,因为几乎所有地段的路况都一塌糊涂,这种车子没有各种各样“有也许方便、没有也不碍事”(即当代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商品)的物件,故障少,好用,全然没有例如自己不知如何下手的黑匣子那样的玩意儿,一切都裸露在外,有故障也能自己动手当场修好。汽油啦润滑油啦水箱啦都不挑三拣四,那一带有的任何东西——小便也好烧酒也好——只要放进去就能跑到目的地。便是这样的车型。在大草原正中车突然出了故障,弄不好很可能就此乌呼哀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开车,此地驾驶员的世界观同星期日夜晚在涩谷一带开着朗克尔车[3]的哥们有明显差别,那是没什么不自然的。
中尉和我们在乌兰巴托委托安排旅行的旅行代理公司的经理是陆军幼年学校或什么学校的同学,似乎接受过“别出差错”之类的指令,尽管不习惯“武士经商方法”,但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关照。旅途中顺便到了部队驻地,在那里喝了奶茶,吃了什锦奶酪和羊肉饺子。只是,我因诺门罕村的羊肉和白酒后遗症几乎没有食欲,照相的松村君肠胃不好(此人的长相足可狼吞虎咽地干掉蛇啦青蛙啦什么的,其实内脏很敏感,人不可貌相),两人差不多什么也没动,而这在蒙古是失礼的事。“怎么不吃?旅行时不吃东西,身体抗不住的!”乔格满托拉中尉热心相劝。但对不起,没心思吃。虽说非常失礼,但我们毕竟是来工作的,不能把身体搞坏。中尉好像肠胃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吉普车里也咕嘟咕嘟猛喝白酒。在那种活像自动洗衣机店烘干机的环境中,居然能那般大吃大喝,我心中暗暗佩服,不过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无所谓。
“喂喂,也不喝酒,那么长的旅行你怎么熬得住呢?”他问。“日本人胃的结构天生不一样,旅行当中不怎么吃东西。”我扯个谎敷衍了过去。看样子他好像没怎么相信。
我们要找的镇、或者不如说村落是一个叫松布尔(欧洲地图上一般标为“查加阿努尔”)的地方,位于诺门罕战役激战地之一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汇合点——日军称为“川又”——对岸的小山上。松布尔没有宾馆那种乖巧的玩意儿,住的是部队招待所。虽是军官专用的蛮漂亮的住宿设施,但遗憾的是出不来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当然也没有什么冲水的厕所。煮开了,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贮水罐的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精神正常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蒙古人自是不以为意,咕嘟咕嘟直接喝进肚去,但我喝了那东西笃定站不起来。喝干自带的少量矿泉水之后,往下十二个小时只能静静地忍耐干渴,够难受的。
因是在基地里,规定十点熄灯,酒一律禁止,但士兵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全都开着灯吱吱哇哇喝到半夜。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那种事”。可能蒙古军队里没人说三道四,乐得逍遥自在。总之,在这个国家,劝酒基本无人拒绝,军队也罢,熄灯时间过后也罢。
翌日清晨,乔格满托拉中尉把基地里官最大的那姆索拉中校(此人也可根据气质大体推断出是中校)介绍给我们,说他将陪我们一起行动,带我们去国境地带转转。至于是出于友好还是仅仅因为闲着无事,个中情由我不大晓得。不过较之蒙古陆军中校,此人看上去更像是一大早在千驮谷商业街“秋季交通安全周值班室”转来转去的普普通通的老伯——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说像是经营不下去的大相扑传授屋的出现酒精依赖症状的老板。我暗暗生疑:这样的人真能带路不成?但真是不可以貌取人。此人对国境地带的每个角落都像对自家房间结构一样熟悉(老实说,若让我画图,我连自家房间结构都记不清楚。这个不说也罢)。几乎没有路,无任何标识——我觉得——在如此惟有辽阔可言的大草原上一个劲儿驱车奔驰,不断向驾驶员发出“一直”、“向左”、“翻那座小山”等明确指示,有条不紊地把人带去各个地方。如若没有此人,我们恐怕只能在茫茫草原上来回乱窜,找不到任何像样的东西,没准还迷路闹出大乱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看见穿制服的国家公务员,我的身体往往条件反射地僵硬起来(大约是世代性记忆的关系),而此人不管怎样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如此想着再一细看,但见他眼睛不时锐利地一闪。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官最大的人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怀疑他是自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