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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一（第1页）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by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1999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