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吧。
然后他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这座空置多年的颜家老宅子里。我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颜伯伯是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但搞不懂这个称呼的含义。“对象”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那时已经知道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颜伯伯肯定是“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的“对象”――那就是说袁阿姨是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啦?但大人说我说的不对,“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就是原本够格当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的人,最终因政府开恩没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也不是“对象”,只是受丈夫牵连,要说她才是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的对象哪。大人们的解释勉为其难,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头。这个政治名词的复杂性真难为了我六岁小脑瓜的智力。
颜家回来的那天我们正在颜家大院里玩耍。我那时的玩伴都属于贫民阶层,孩子们的娱乐很贫乏,看蚂蚁拉青虫是常玩的游戏。庄学胥比我大两岁,是俺们这一伙儿的孩子王。这天他领我们看蚂蚁拉青虫。一只黑蚂蚁在四处搜寻,学胥哥把一条半死的青虫放到它的附近。蚂蚁碰上了,立即冲上去咬,用力拖,青虫则拼命挣扎。不久,这只蚂蚁知道凭它自己是拉不动的,很果断地离开青虫,回窝去了。学胥哥高兴地说:
“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大部队就要开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几百只蚂蚁排成一条线,浩浩荡荡开过来,团团围住那条青虫,爬满了它的身体。青虫很快用尽力气,或者是被蚂蚁蜇晕,不怎么挣扎了,蚂蚁们开始用力拖它。开始时秩序很乱,蚂蚁各用各的劲儿,每只蚂蚁的六条细腿儿乱蹬,但青虫纹丝不动。但蚁群不知道用啥办法协调了用力的方向,几百条细腿开始向一个方向用力,慢慢地,这个对蚂蚁来说非常庞大的躯体终于动了一下。蚁群受到鼓舞,几百条细腿蹬得更欢,没有一个偷懒的。青虫移动的速度逐渐稳定,向蚂蚁窝的方向移过去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但仍然看得很过瘾。这个简单的生命活动让六岁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问学胥哥:蚂蚁咋认路?咋回家喊“人”来帮忙?要知道它们可不会说话!还有,那个侦察兵咋知道根据青虫的大小应该喊多少“人”?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见过,要是蚂蚁准备拉的虫虫小,它就只喊来十几个“人”,而这次喊来了几百个。还有,它们不会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个方向用劲?
学胥哥被问得只是抓后脑勺,说:“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蚂蚁生来就会这些吧,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学胥哥又说:“咱们干脆挖开蚂蚁窝看看是啥样子,你们乐意不?我知道颜家大院里有大蚂蚁窝。”
于是五六个孩子就带上学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锹,熟门熟路地翻过颜家院墙的缺口,来到大院里。这儿昨天刚刚打扫收拾过,是我爹领人干的,他说颜家的主人马上要回来,不过这个消息影响不了我们的玩耍。我们在桑园里挖开了一个大蚂蚁窝,蚂蚁黑鸦鸦的,怕没有上万只!巢穴被毁的蚁群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匆匆地跑来跑去,窜上伏下,没个消停。不过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还是有路数的,小头蚂蚁(工蚁)全都噙着白色的椭圆形的小蚁卵,慌慌张张地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头蚂蚁(兵蚁)则虚张声势地张开大颚牙,向看不见的敌人宣战。我的眼尖,在众蚁之中发现了蚁王,实际应称为蚁后吧,个头比一般蚂蚁大三四倍,动作笨拙,在蚁巢的废墟上慌慌张张地乱窜。但工蚁们很快追过来把它制止住,十几只工蚁分别咬着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个土块下,藏了起来。小小的蚂蚁原来这么有纪律,这么舍已为人尊老爱幼,让我真的很感动。
学胥哥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好玩艺哪。”
他掏出一把残缺不全的旧火镜,即放大镜或称凸透镜。那时我就奇怪,刘家虽然比我家还穷,但又常常有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像放大镜啦,指南针啦,已经不会走动的金壳怀表啦,我们挖蚂蚁窝用的这把军用小洋锹啦。我还见过庄学胥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旗袍,戴着耳环,和现在蓬头散发的样子简直不是同一个人。我还知道学胥哥特别疼我,比如这些小玩意儿,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来玩。
庄学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阳光聚焦成一个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镶边,围着一小块夺目的白光。这个光斑是不敢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会被烧出一个相同形状的黑斑,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得好长时间后才能复原。学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拢,罩着一只正在搬蚁卵的工蚁,那只工蚁立即痉挛了几下,仰面弹着六条腿,死了,小身体蜷成一团,然后开始冒烟。
我们以前只用臭蛋儿(卫生球)逗过蚂蚁,就是用臭蛋儿在地上划一个白色的圈圈,把蚂蚁围在里边,蚂蚁害怕臭蛋儿的味儿,在白色边线上撞来撞去,越撞越焦燥,就是不敢越过去,看着十分有趣。但用火镜烧蚂蚁还是第一次。我们争着说:
“学胥哥,让我玩一会儿,让我试一下!”
学胥哥照例先把火镜给我,我烧死一个蚂蚁后给别人,大伙儿轮流烧,玩得很高兴。后来院门打开了,有两辆人力车和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我们没有理会,照样玩我们的。忽然听见一个大人急迫地喊:
“别!不要烧蚂蚁。”
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把我们分开,拨弄着蚂蚁蜷曲的尸体,怜惜地说:
“孩子们别欺负蚂蚁,它们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颜家三人,颜伯伯旁边立着袁阿姨和8岁的颜哲,我父亲和另一个搬运工正从人力车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后,初见这一家的印象还非常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脱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来到凡间。其实他们的衣着很普通,颜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袁阿姨穿着当时流利的大花布拉吉,就是俄罗斯式的连衣裙,颜哲是白衬衣和带吊带的短裤,白色球鞋,这种白色球鞋在当时的北阴市倒是很少见的。这些不算太奢华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那样清爽那样潇洒。三个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当时,他们的容貌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我已经被容貌之外的东西迷住了。
一个六岁女孩无法清晰地理出这种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滋生出很强烈的想同他们亲近的感觉。
不过颜伯伯的责备也让我脸红,让所有的玩伴脸红。刚才我们只顾玩得高兴,忘了蚂蚁也是一个小生命,忘了它们实际算得上我们的小玩伴。我们讪讪地笑着,低着脑袋,用赤脚搓着光腿肚。只有庄学胥觉得这番责备损伤了他在小伙伴中的威信,恼火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要发作。袁阿姨忙说:
“老颜!――有话慢慢说,孩子们小,不懂事的。”回过头对我爹说,“我先生专门研究昆虫,天下的虫蚁没有他不喜欢的,喜欢得都发痴了。说话直来直去的,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悦耳的的“京片子”,觉得它好听极了。我爹傻哈哈地笑着问:“虫蚁里面也有学问?”
这句问话应该说是不大礼貌的,但颜伯伯没在意,拉过颜哲说:“来,和小伙伴们认识认识,你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颜哲不像我们这样在生人面前怯场,很有礼貌地笑着对我们点头问好。颜伯伯用手抚着我的头说:
“小云――她是叫小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