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