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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1911年石印本，卷5，页43。

②同①，页57。

③同①，页48。

④同①，卷22，页24。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1911年清芬阁刊。卷2，页34。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14。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120。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4。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2，页1。

＇4＇同①，卷5，页13。又同⑦，卷2，页1。

＇5＇同紒紞矠，页419。

＇6＇同①，卷5，页10至19。

＇7＇同紒紞矠，页418。

＇8＇袁保恒：《母德录》，页6。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5。

＇11＇《重修安徽通志》，卷105，页16。

＇12＇同①，卷23，页24。

＇13＇同紒紞矠，册5，页185。

＇14＇《清史列传》，192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53，页12…15。

纨绔子弟

1866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1867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1873年7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1874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1874年11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1876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