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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闪电（第1页）

一

在雷电交加的黄昏，看到天边的一道闪电，孩子们就捂住了耳朵。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雷声传来了。

由此知道，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快。

光是有速度的，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常识。由此出发，人们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人类有可能重新看到过去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图像。

这是因为，无论是沙场烟尘，还是千里旱涝，尽管早已过去，却仍然以光波的形式在绵绵不绝地向远处散发。我们如果能有一种器械，超越光速将其拦截在半道上，那么，一切远逝的图像都有可能被逮个正着。

也就是说，“远逝”并不是消失。我们只要走得比它更远，就能“逝者如斯，历历在目”。

科学家的这个设想曾让我兴奋不已。那时我还年轻，在农场劳动，每天靠着最不着边际的幻想来摆脱身陷的困苦。有一次在夜雨的泥泞中我大声告诉伙伴，总有一天，不必通过考古，我们就能看到黄帝和炎帝之间是怎么开战的，老子出关究竟到了什么地方，还有焚烧阿房宫的那把火到底烧了多久。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没有那把火很值得怀疑，因为阿房宫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建起来。

身边一位泥水淋漓的同学说，他还想看一看赤壁之战的那场火。我由于受到我的老师、《中国说书史》的作者陈汝衡先生的影响，认为《三国演义》只是几个说书人口中的故事，无关历史轻重，便说那场火不重要，不值得去看。那位同学不太服气，嘟哝了一声：“苏东坡还说‘樯橹灰飞烟灭’呢……”

我说：“为了苏东坡，那就让你去看一眼吧！”

我们的口气，就像转眼就可以看到。

这事说起来也已经几十年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科学的发展没有那么快。至少我们这一代，不可能追过光速来回视历史图像了。但是，就在这“绝对不可能”中，想象还在延续。如果现在要问我最想看什么历史图像，我的答案已经与年轻时很不一样。管它哪场仗哪把火呢，我最想看的是唐代。

理由很简单——战火每代都有，景象大同小异，都惨不忍睹。但唐代，却是空前绝后，是古今之间的唯一。在昏暗的历史天幕上，它是一大片闪电，不仅在当时照亮了千里万里，而且在过后还让人长久地怀念。

但是，唐代地域不小，历时不短，怎么看得过来？我们还是不要太贪心，稍稍看一眼长安城的片段吧。

二

仅仅是长安城就已经很大，比古代世界最骄傲的城市——那个曾经辉耀着雄伟的石柱和角斗场的古罗马城，还大了差不多六倍。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我把目光移向西边，想亲自作一番比较，但是长安时代的罗马城已暗淡无光。“北方蛮族”占领西罗马帝国的时间和情景，与鲜卑族占领中国北方的时间和情景，非常相似，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罗马文明被蛮力毁损，中华文明被蛮力滋养。

长安时代的罗马城已经蒙受了二百多年的贫困和污浊，从恺撒到安东尼的一切精彩故事早就消失在废墟之间。当长安城人口多达百万的时候，罗马的人口已不足五万。再看罗马周围的欧洲大地，当时也都弥漫着中世纪神学的阴郁。偶尔见到一簇簇光亮，那是宗教裁判所焚烧“异教徒”的火焰。

再往东边看，曾经气魄雄伟的波斯帝国已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势力占领，印度也在差不多时间因戒日王的去世而陷于混乱。当时世界上比较像样的城市，除了长安之外还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前者是联结东西方的枢纽，后者是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但与长安一比，也都小得多，两个城市加在一起还不到长安的一半。

后代中国文人一想到长安，立即就陷入了那几个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宫廷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有大批重复的电视剧、舞台剧、小说为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如何歆羡龙御美人，而只是因为懒。历来通行的史书上说来说去就是这几个话题，大家也就跟着走了。

以宫廷故事挤走市井实况，甚至挤走九州岛民生，这是中国“官本位”思维的最典型例证。其实，唐代之为唐代，长安之为长安，固然有很多粗线条的外部标志，而最细致、最内在的信号，在寻常巷陌的笑语中，在街道男女的衣褶里。遗憾的是，这些都缺少记载。

缺少记载，不是没有记载。有一些不经意留下的片言只语，可以让我们突然想见唐代长安的一片风光，就像从一扇永远紧闭的木门中找到一丝缝隙，贴上脸去细看，也能窥得一角恍惚的园景。

你看这儿就有一丝缝隙了。一位日本僧人，叫圆仁的，来长安研习佛法，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间，长安发生了火灾：

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

这寥寥三十五个汉字，包含着不少信息。首先是地点很具体，即东市曹门以西，当然不是东市的全部。其次是商铺数量很具体，即仅仅是发生在东市曹门以西的这场火灾，就烧了二十四行的四千四百余家商铺。那么，东市一共有多少行呢？据说有二百二十行，如此推算，东市的商铺总数会有多少呢？实在惊人。

既然是说到了东市，就会想到西市。与东市相比，西市更是集中了大量外国客商，比东市繁荣得多。那么，东市和西市在整个长安城中占据多大比例呢？不大。长安城占地一共八十多平方公里，东市、西市各占一平方公里而已，加在一起也只有整个长安城的四十分之一。但是，不管东市还是西市，一平方公里也实在不小了。各有一个井字形的街道格局，划分成九个商业区，万商云集，百业兴盛，肯定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

由此可知，日本僧人圆仁所记述的那场大火，虽然没有见诸唐代史籍，却照见了长安城的生态一角，让人有可能推想到人类在公元九世纪最发达的文明实况。其意义，当然是远远超过了三国时期赤壁之战那场大火。赤壁之战那场大火能照见什么呢？与文明的进退、历史的步履、苍生的祸福、世界的坐标有什么关系？

看来，我当初在农场对那位同学的劝阻还是对的。

东市的大火是半夜三更烧起来的。中国的房舍以砖木结构为主，比罗马的大石结构更不经烧，到第二天，大概也就烧完了。按照当时长安的公私财力和管理能力，修复应该不慢。修复期间，各地客商全都集中到西市来了。

西市一派异域情调，却又是长安的主调。饭店、酒肆很多，最吸引人的是“胡姬酒肆”，里边的服务员是美艳的中亚和西亚的姑娘。罗马的艺术，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希腊的缠枝卷叶忍冬花纹饰，印度的杂技魔术，在街市间林林总总。

波斯帝国的萨桑王朝被大食（即阿拉伯）灭亡后，很多波斯贵族和平民流落长安，而长安又聚集了大量的大食人。我不知道他们相见时是什么眼神，但长安不是战场，我在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互相寻衅打斗的记载。

相比之下，波斯人似乎更会做生意。他们在战场上是输家，在商场上却是赢家。宝石、玛瑙、香料、药品，都是他们在经营。更让他们扬眉吐气的，是紧身的波斯服装风靡长安。汉人的传统服装比较宽大，此刻在长安的姑娘们身上，则已经是低胸、贴身的波斯款式。同时，她们还乐于穿男装上街。这些时髦服饰还年年翻新。

长安街头，外国人多得是。三万多名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先后来过一万多名。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朝鲜）士子就有五十多名。科举制度实际上是文官选拔制度，因此这些外籍士子也就获得了在中国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确实也有不少留在中国做官。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东罗马帝国做大使，名叫“阿罗喊”。当代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阿罗喊”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阿伯拉罕”，犹太人里一个常见的名字。因此，极有可能是移居波斯的犹太人。

为了这位阿罗喊，我曾亲自历险到伊朗西部一座不大的城市哈马丹（Hamadan），考察犹太人最早移居波斯的遗迹。我想，人家早就远离家乡做了唐朝的大使衔命远行了，我们还不该把他们祖先的远行史迹稍稍了解一点？

总之，在长安，见到做官的各种“阿罗喊”，见到卖酒的各种胡姬，见到来自世界任何地方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不奇怪。他们居留日久，都成了半个“唐人”，而“唐人”则成了有中国血缘的世界人。

长安向世界敞开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做了舞台。这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因素是主人的心态。

唐代的长安绝不会盛气凌人地把异域民众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归顺和慑服。恰恰相反，它是各方文明的虔诚崇拜者。它很明白，不是自己“宽容”了别的文明，而是自己离不开别的文明，离开了，就会索然无味、僵硬萎缩。因此，它由衷地学会了欣赏和追随。主人的这种态度，一切外来文明很快就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更愿意以长安为家，落地生根。

长安有一份充足的自信，不担心外来文明会把自己淹没。说得更准确一点，它对这个问题连想也没有想过。就像一个美丽的山谷，绝不会防范每天有成群的鸟雀蝴蝶从山外飞来，也不会警惕陌生的野花异草在随风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