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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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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在常德（4）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要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5）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人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直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