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
“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咸。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不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查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