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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第2页）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

《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特点介绍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简朴性

所谓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从后人转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是可以看到“拾遗者刖”这样以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因此笔者认为推定《法经》含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原始性及野蛮性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

《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而轻罪”。《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局限性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但是这种法治与在《十二铜表法》中呈现出来的西方“法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

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第三、《法经》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极大影响，它为历代封建法典所宗。

关于《法经》，法律史学界主要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是《法经》的真伪及明末董说《七国考》关于《法经》引文的真伪；二是《法经》的性质，即《法经》究竟是法典还是著作。

相关法经

隋朝人，隋开皇十四年（594）撰成《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体化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教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