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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第2页）

战争结果

军械人员战损

土木堡战役中，随从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了铭、王永和等50多名朝廷重臣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太监喜宁投降了瓦刺，将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全部供出。50多万士兵死伤大半，余皆逃散失踪，最后跑回京城的仅有极少数。骡马20余万，并大批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战后一个月，农历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遗军器，计盔6000余顶，甲5080领，神枪11000支，神铳600余个，火药18桶。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又报：于土木拾到盔3800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0余把，神箭440000枝，大炮800个。由此可见，明军损失之惨重。明英宗则被蒙古军俘虏。对于如何处决明朝皇帝，也先经过与众人商量，决定保留明英宗，作为与明朝外交的筹码，谋取中原地区的最大利益。

京师震动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有人主张迁都南避（以徐有贞为代表），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反对迁都，并拥立朱祁钰即位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百官纷纷要求严惩王振，马顺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怒不可遏，杀马顺、毛贵和王长随等泄忿，籍没王振家产，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同年十月，也先率北元军队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向明廷进行勒索。此时明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以于谦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北元军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

战争影响

明朝

政治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将已尽”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振、王骥等人甄选后起之将，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武将战死；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土木堡之变前，因靖难集团后裔多不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且有实践者如朱勇统军失律，延误战机，视野多集中于国界之内。而明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骥、王振以能把视野投射到异域迷雾的底层边将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进度放缓，大量统军失机的将领被重新启用，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连带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对王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缘得失利弊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导致弘治年间腾冲移卫之争、万历云南六驿十三堡、明末清初八关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复问题。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军事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明朝接到也先领导瓦剌军队侵犯的情报，明英宗朱祁镇决定北伐亲征，十六日从北京出发。明英宗企图再现五年前正统九年边军征讨兀良哈的成功体验。然而，在明英宗组编亲征军的时候，外卫的兀良哈征讨军却没有被编入。因此，避免了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变中覆灭，得以幸免，并在土木之变后的京师保卫战中再次出师，在面对瓦剌军队时，以各种军功晋升。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蒙古

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汗，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一些内地的汉人由于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

事件评价

综合评价

1449年9月1日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由于英宗朱祁镇昏庸荒淫，宠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乱，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败，人民反抗连年不断，对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称兵犯边。土木之变，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明廷统治集团政治腐败，蒙古瓦剌部势力急剧膨胀的必然结果。经此打击之后，明廷如惊弓之鸟，内外矛盾立即激化，并日趋严重起来。大明朝的统治，由此开始走了下坡路。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名人评价

叶盛：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观，边关不可不固也。

于谦：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袁敏：臣知胡寇猖獗，所谋非浅，即于营中具本奏：留大将一员统领官军三四万及臣等报効之人，相机于要紧之地住札，以御虏骑突冲。于时太监王振专权，不留官军，止留臣等九百人于宣府总兵官杨洪处操备。向使其时用臣所言，命将屯兵于宣府城南或鹞儿岭扼塞之处，纵虏贼欲击大营，而此必能御敌。岂致一败至于如此之甚乎，此实王振专擅之罪。

聂忠：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红盔、黑甲。正统年间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

李实：中国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于不意，未可以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

把秃：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气候。

杨善：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因四方无虞，只修营寺宇而已，何曾操习，被尔虏兵陡然冲突，如何不走。”

李贤：“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石天柱：北虏年来其势愈甚，而吾亡卒多为之向导，朵颜新与之和亲，沿边兵食俱乏，攻守无具。万一有奸邪结虏，敢为内应，如己巳土木之变。其何以御之。

刘飬粹：蕃部日盛，土木之变乘舆为其所获，而始追究于大宁之弃，使三卫为之乡道也。吁可以观世变矣。

杨铭：朵颜三卫为东北藩篱，岁入朝贡，熟知道路，向被虏酋也先招为乡导，致有正统己巳之变。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蒋冕：英庙出塞征虏，诚欲为国为民剿除边患，非事廵游也，然虏未及征，已有土木之变。

霍韬：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谷应泰：然予尝论之，寇准饶学术，可以战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战而英宗骤举。是则澶渊之会，以重发而丧功；土木之变，又以轻为而至败耳。彼王振倡谋，喜宁反噬，虽一死沙场，一膏斧锧，而罪浮罄竹，报不蔽辜。宜乎靖康诛童贯，而贾生之书必欲缚中行说而笞其背也。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李新峰：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土木之变）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