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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第2页）

入京灭明

经过十三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占洛阳。李自成夺取洛阳后，收缴了一批武器辎重，大大改善了农民军的装备，并使自己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他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开仓济贫，大赈饥民，令饥民远近就食。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参见襄阳之战），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自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崇祯十四（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三攻开封（参见开封之战），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崇祯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41]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南下抗清

李自成进京后，面临的形势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本待归降大顺，崇祯十七（1644年）四月初，忽闻大顺军在北京逮捕明勋戚大臣严刑追赃助饷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后，击走唐通，部署防御，并向关外清军乞兵。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将北京城劫掠一空，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

清军在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正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面对清军的南下，大顺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李自成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战死于九宫山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一路由郝摇旗、袁宗第、李来亨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一带及湖北兴山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湘鄂赣地区。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明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

张献忠阵亡后，以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为主的大西军余部自顺治四年（1647年）应黔国公沐天波之约入滇平定土司叛乱；大西军余部占据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

1652年永历政权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定都安龙府。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

起义失败

虽然农民军和南明政权联合一起抗清，但是南明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南下，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在长沙被杀。次年清军重新占领湖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顺治十三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引发了南明内讧，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滇黔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农民军，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下昆明，占据云南，永历帝逃亡缅甸，二月，吴三桂及赵布泰、尚善等率清军与李定国部战于滇西磨盘山。这实际上已标志着南明灭亡，此时南明在中国境内已无任何立足点。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历帝与其子朱慈煊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李定国在真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李来亨全家自焚，明朝在大陆的抵抗结束，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历史评价

正面

军事思想

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常常失败。

农民军在战略策略上运用恰当，渑池突围完成了战略转移，后来从流动作战转为阵地战，避免了不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

打击地主阶级

1949年后，传统的史观认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末农民起义，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民军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楚王等数十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乱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明朝皇族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在攻克洛阳时，福王朱常洵被活剐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在襄阳，张献忠俘获襄王朱翊铭，尽管朱翊铭跪地乞生，而张献忠并没有放过他的家族。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将其活沉西湖，楚王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65]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均被杀。攻克重庆，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

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在城乡绅，亦无噍类。”

负面

口号虚无

农民军到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51]的口号，“均田免粮”这种极端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导致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筹集军费，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进入北京后，大肆对明朝的政要、权贵、富商、绅士等严刑拷打，勒索钱财，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

而农民军均田口号不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只是要求减轻赋役而已。农民军的“割富济贫”政策，也“并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分夺地主阶级的“浮财”，把地主的“粮食、金银、衣物等可动之产取来分别赈济贫民”。

明末农民军在武装斗争中能不能自觉地正面提出否定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这一点一直值得后人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讨论。有的学者怀疑明末农民军是否提出过“均田”口号，受时局影响更谈不上将其付诸实施。

所以“均田免粮”这一朴素口号除具有鼓动和号召民众的战时作用外，在当时的小农社会里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到底能持续多久，还需认真思考，不能将“均田免粮”的实施过于理想化。

罪行累累

部分学者指出，农民军迫于生计，反抗暴政值得称扬。但是有文献指出，农民军的烧杀抢掠比官军更加让人发指，虽然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对农民军有污蔑，但是也无法掩盖农民军借着反抗官府的旗号在各地作恶的事实。例如张献忠在四川等地多施行暴政，屠城无数，几乎将四川人杀绝；而所谓纪律严明的李自成，在武关屠城；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

农民军所过之处，明朝皇族、亲王、郡王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宫殿，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明朝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当1949年后史学界研究历史其中许多方面都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树立，[69]把“农民起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将所有的“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历史影响

积极

明末农民战争，就其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来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之一；在亚洲和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次罕见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同时，由于它发生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所以它有着鲜明的特点和重大的历史作用。

冲击旧秩序和旧制度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同中国建社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仍以失败告终。但明末农民战争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却为已往之农民起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