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是,许多青年怀揣梦想来到城市,却遭遇到了最残酷的现实,这种情势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业热情与幸福感,而对于这样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即使他们的收入能够得到上涨,也基本上无从谈起改善生活,因为在越来越高的房价之下,他们不得不拿出收入中很大的一部分来应付房价、应付房屋租金的上涨。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清楚了中国房价是否高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楚房价高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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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里的资本为什么这么多
假如我们要寻找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那么资本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够回避的。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其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它注定会是一个最庞大、吸纳资本最多的投资领域,而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当一个领域内的资金存量过多的时候,这个领域就必然会变得热度空前,而对于资本而言,它总是会投向那些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这样看起来,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房价持续几年的快速上涨,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巨额的资本支持。
那么,资本不会凭空而生,在房地产市场内逡巡的巨额资本,又究竟是从哪里涌来的呢?
楼市中的资本来源,最重要的渠道便源于中国的货币过多,归根结底来说,其根源就是流动性过剩。
所谓的流动性,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投放量的多少,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指的自然是拥有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而这些多余的资金,必然要自行寻找投资出路,而正如我们所说,巨大的资金如同一炉沸腾的铁水,无论流入到哪个领域中,都会令这个领域焕发出巨大的热度,于是便孕生了投资过热现象。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才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呢?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长期依靠出口,使得在外贸中始终存在不断推升的贸易顺差,当那些获得了大量外汇的出口企业,不断地将手中的外汇兑换给政府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向经济体系内加大人民币的投放力度,由此便造成了货币投放量过大,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对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大家对具体数字的尺度不能保持一致,这样的现象属于中国国情所独有,不过,好在事实已经相当醒目,即便是你我能够观察到的数据,也无法回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根据早在2007年6月底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3326亿美元,其中大约有2663亿美元是在半年之内增长出来的,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之多。在这样的前提下,央行随之发行了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用来购买这些外汇资产。
十万亿人民币流入经济体系内,所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当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流入楼市之中时,房地产市场想要继续保持平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假如说流动性过剩是由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楼市资金中的第二大来源,恐怕仍然要归结到制度上来,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中失衡的收入分配。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①早已超过了,而在独立经济学家的判断中,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甚至会超过。即使刨除掉*和灰色收入等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也已经相当严重。
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在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间,其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1倍之多,这样的数据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层,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消费低迷、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空前旺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投资过热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了那些会带来高回报的领域,而房地产市场的回报率又大大高于其他可投资的产业。这就再次在制度上为中国的过热楼市,过高房价提供了资金上的基础。
造成楼市中资金膨胀的第三大原因,尽管和民众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实际上认真思考一下,其本质仍旧难于摆脱制度上的影响,这一点就是居民储蓄的转移。
不论许多专家、学者如何讳言,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始终是笼罩在经济体系上空的一层阴霾,尽管央行有着加息的举动,但在这样的前提下,扣除利息税之后,人民币实际上是以负利息的面目呈现在公众面前,购买力的下降、货币的贬值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于是,面对着手中财富不断缩水的现状,中国民众将资金从银行中取出,转移到投资领域,已经成为了自救的本能行为。而我们看到的储蓄率负增长现象,正是源于这样的现实。
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可用来投资的资本变得空前地充裕,尽管我们在资本领域还只能算是贫乏,但当这些资本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当中时,便自然呈现出总体资金过剩的态势。这其中既包括了社会富裕阶层将高度集中于其手中的社会财富进行投资的要求,也有着普通民众不希望手中的“保命钱”过度缩水的殷切期望。
那么,为何这一富一贫两大阶层,都会将房地产市场当作最好的投资选择呢?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说起了。
狭窄的投资渠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工厂”这个词被各方媒体广泛地使用,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种“工业霸主,舍我其谁”的感觉,似乎炼出了更多的钢、造出了更多的吸管、袜子和衬衫,我们就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制造业强国。
然而我们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为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加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世界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而原本相对独立的各个国家,则随之变成了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个小车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寄希望于成为那种由一国垄断整条产业链生产的世界工厂,无疑带着一种异想天开的色彩。
在这样一个“大工厂”内,各国的角色由它们各自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决定,不难看出,在整个国际化分工中,中国依靠着低廉劳动力价格的优势,担任的是“装配车间”的角色,其低端位置不言自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低端的“装配车间”角色,长期以来却一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并且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看上去更符合这个角色。
在这样的“努力”下,直接结果是我们长期徘徊在低端的生产型产业中,更严重的是,在这些低端产业内,中国已经处于严重的过饱和状态,甚至是过度竞争、恶性竞争状态。
这种制造业的低端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果,是造成大量生产能力放空,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82种主要工业品中,87%的产品都已经严重供过于求。
当中国陷入了低端的膨胀之中后,以引进资金和技术为主的发展历程,就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中国的自身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都远远不够支撑产业快速升级,反过来,只能用高回报率的产业领域来吸纳过剩的投资需求,陷入了一个由产业畸形发展造成的低水平陷阱。
这样的情形虽然听起来很糟糕,但是却并不严重,因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中,这类问题绝对难于杜绝。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