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2月2日发动政变,复辟法兰西帝国,世称拿破仑三世。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湖南的读书人身处一个世界局势剧烈动荡,各个国家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
湖南的读书人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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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名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清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清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清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清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一千名镇筸兵,已于4月6日开赴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清廷命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所部四千五百人前往增援。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
可是,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清廷告急。清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的驻防军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
1851年,咸丰元年(3)
湖南官府听说本省的天地会接应广西的太平军,提督余万清在清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清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南返武宣。
赛尚阿于6月30日驰抵长沙,统筹广西作战事宜,接着于7月上旬抵达桂林。
钦差大臣一到广西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勇丁。
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清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在推荐江忠源的京官当中,有一个是湘阴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当时,左宗植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对江忠源非常熟悉,于是对大学士祁寯藻说:江忠源其人,可以倚靠他来镇压洪秀全。祁寯藻便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清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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